人物 | 籍贯 | 相关记载 |
张通 | 陕西杜陵 | 公性惮厚利,而仅取足。 |
张遐龄 | 山西蒲州 | 虽切事贸迁,而视财利甚轻,不屑屑较锱铢。 |
周家禾 | 江苏梅里 | 以卖米为业,过午辄闭肆,登小楼读书。 |
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 )
作者 | 著作 |
约瑟夫·弗里曼 | 《苏联工人》 |
沃尔多·弗兰克 | 《俄罗斯的黎明》 |
威廉·Z·福斯特 | 《走向苏维埃美国》 |
克比·佩奇 | 《新经济秩序》 |
舍伍德·艾迪 | 《俄国今日: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 |
材料一: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
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
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德国知识生产的组织平台及举措
平台 |
举 措 |
大学 |
调整原有专业规模和结构,大幅缩减神学、法学等传统学科,创设新的自然 科学、经济学等学科,并成立新型的商业和工业大学。 |
企业 |
建立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实验室,加大对新发明和新发现的研究和生产转换。 如拜尔公司的实验室中,化学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就发现三种新的苯胺染料。 |
社会科研团体 |
工业家与官员共同策划,建立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 究所、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等,大批量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 |
政府 |
成立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所;1877年颁布专利法,从法律制度层面为知识生产保驾护航。 |
——摘编自邢来顺《近代德国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与文化科技发展》
材料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共和派开展了教育改革,法国教师普遍怀有一种实施公民文化和知识教育的强烈使命感。历史课采用史学大师拉维斯编写的教材卓有成效地来弘扬民族情感;地理课以自身方式来歌颂法国这个比例匀称、“气候温和”的“有规则的六边形”;自然科学课教师特别重视让学生去“发现”拉瓦锡等法国近代科学史上创造性的天才。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法兰西已和共和国融为一体。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前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材料:
——摘编自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
根据材料所反映的中共革命活动的地理特征,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关联地理特征,史实正确、论证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清朝政府在州县设置养济院,收容本籍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但其运营逐渐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匿藏奸盗问题。由民间筹资兴办的京师普济堂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重视,叮嘱地方“宜时加奖劝,以鼓舞之。”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普济堂广泛设立。雍正十一年,中央政府进一步许诺捐额多者“加以议叙”,少者“给与匾额、免除差役”,极大地鼓励了地方官员、乡绅、商人和地主富户出资供养,并择当地“身家殷实、才具干练者”管理堂务。一些普济堂不仅要收容老弱贫病,还担负着外地流民安置工作,救济对象不再有额内、额外之分,经费则主要用于保障日常生活,如发放口粮、冬夏给衣、生者给床褥、死者施棺、病者给医等。
——摘编自王卫平《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
材料:1942年,在英国的主导下,流亡伦敦的欧洲八国教育部长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战时与战后教育文化重建问题。1944年,美国提议建立一个联合国体系内的教育文化组织。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其《组织法》强调“文化之广泛传播以及为争取正义、自由与和平对人类进行之教育为维护人类尊严不可缺少之举措”,接受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加入,坚持“一国一票”的平等决策方式,具体运行机制则吸收了美、法两国草案,并将美国重视的新型无线电广播、电影、报刊等大众传媒列入其职能领域,美国也对该组织“成为美国安全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更广泛目标中的一个力量”抱有相当期待。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形态功能弱化,逐渐回归于纯技术援助功能,成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几个国际组织之一。
——摘编自刘铁娃《解释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力的演变》
材料:尹达(1906-1983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南大学,大革命失败后,尹达心忧国家命运,立志以考古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悲愤地留下字条:“我爱好考古······但我更爱世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毅然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期间,尹达从考古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成《中国原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重任,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着长时间的理论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他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阵地,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出版奠定基础。
——摘编自谢保成《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