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董仲舒从天人相副说出发，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者与“斗筲之性”者，一为天生的善，一为天生的恶，无可改变，惟“中民之性”者可经教化而为善。
——张世英《儒家与道德——在基本人权平等前提下容许差等之爱》
材料二：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材料一：“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到春秋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叫它做“周文疲弊”。诸子思想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地民生疾苦问题……他们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从这个地方讲诸子起源的问题，才是中肯的。”
——牟宗三
材料二：学者姜义华在其论著《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得出以下结论。结论一：古代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政治大一统文明。结论二：近代史上，中华文明转型的路径，属于“外铄”催化“内生”，“内生”与“外铄”互动型。
——摘编自姜义华《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
材料一：东周时期（公元首771—公元前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材料一：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持续到19世纪中叶，包括棉纺织工业、采矿业、冶金业的机械化和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在其发展伊始对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却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新格局，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工业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加强了。
——据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下）
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马克思提出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