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独立宣言》在公众记忆中最初只是宣告与母国决裂的“分手”性文件，但随后民主共和党（美国早期两党之一）逐渐强调其反抗专制暴政的意义，重塑了《独立宣言》的公共记忆。民主共和党创始人杰斐逊也因为19世纪该党初利用自己当时的强势地位积极建构“杰斐逊神话”，从最初只是被视为《独立宣言》无足轻重的代笔人，逐渐被重新定义为这份文件所承载价值理念的代言人。
——摘编自蔡梦竹《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等
材料二 “失去的事业”指的是美国内战后南部白人建构的内战记忆，最初它仅是前南部将军朱巴尔·厄尔利对内战的个人解读，大体包括“内战是因州权而不是奴隶制而起”“奴隶制是有益的”等内容。在很多南方老兵组织的助推下，19世纪90年代“失去的事业”成为南部民众对内战的地方记忆。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开战，国内涌起地区和解的浪潮，北部社会接纳了“失去的事业”的部分论调，此后“失去的事业”开始长时间主导美国史学界对内战史的书写，进而影响美国公众对内战的记忆。
——摘编自罗超、高春常《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材料 清朝前期的语文教育大体处于各民族“各语其语”的自发状态。虽独尊满文，但并未赋予任何一种语文以国家通用文字的地位。清末新政中，原有的多样化治理体制基本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1904年清廷公布《奏定学堂章程》，语文学科由书面语的“国文科”和口语的“官话科”组成。“国文科”主要教授汉语言文字和文学，“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这在晚清中西语文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无疑别有深意。“官话科”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大变革，以京音和官话为基准，将语文教育从“书同文”扩展至“语同音”。面对英、俄列强对边疆地区的殖民扩张，边疆官员都很积极支持国家语文教育，清末新政期间，蒙古、西藏、新疆、川边地区的不少新式学堂均开始使用“国文教学”。
——摘编自湛晓白《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材料 1950年代后期，苏印关系迅速升温，两国贸易额剧增，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巨额经济援助。作为回应，美国也加大对印度的援助力度。肯尼迪执政后，更是希望将印度扶植为在亚洲遏制中国的主要国家。当时英国正力图向美国证明它是可靠的盟友，作为英联邦的领导国，英国必须极力避免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倒向苏联。此前印度的国防装备仍以英制为主，但随着美苏影响力上升，印度领导人对英国这一殖民宗主国“心理上的依赖逐渐下降”，印度的军购更多着眼于自身实际需求。1962年，印度将从苏联购买米格一21战斗机的消息被披露，立即引起英国的密切关注。英国认为英联邦成员“在决定之前应当提醒英国，而不是在决定之后通知”“要避免给美国人造成我们没有尽力帮忙的印象”，于是立即向印度提出以英制“闪电”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由于性价比、技术转让等因素的影响，印度最后依然选择了购买苏式战机。
——摘编自刘恒《英国对1962年苏印米格—21战斗机交易的反应》
材料 北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真宗“阅天下封奏”，凡有疑难，她都能援引此前事例、制度答对，“益为帝倚信”。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仁宗十二岁即位，太后“称制凡十一年”，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鲁宗道等贤臣，能够虚心接受这些人的进谏。称制期间，太后也曾借口仁宗年幼，试图“欲独受群臣朝”，但终因大臣“力陈其不可”而作罢；与仁宗同往慈孝寺时，她曾让自己车驾走在仁宗前面，但当鲁宗道指出“（妇人）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后，她也欣然接受。唯有临死前，她“服天子衮冕（服饰）”谒太庙，群臣勉强依从。但太后终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当有人献媚太后，呈上《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后人评论，章献明肃太后“有吕（雉）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摘编自脱脱《宋史·后妃传》等
材料 思想革命与经济生活的革进在表现的方式上完全不同。经济的变动如果是革命性的，则必然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革命则不然，它乃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事。当然，少数思想家能进行思想革命亦并非完全依靠他们的智慧；换言之，思想的革新不是完全由孤立的思考产生的，它同时也是思想家吸收并提炼他人的生活经验的结果。
——摘编自余英时《工业文明之思想基础》
就上述材料中的全部或部分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进行阐述。（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