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
正如伏尔泰所说的,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意大利语的柔和和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意大利作家的资质中去;词藻的华丽、隐喻的运用、风格的庄严,通常标志着西班牙作家的特点;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更讲究作品的力量、活力和雄浑。他们爱讽喻和明喻甚于一切;法国人则具有明彻、严密和幽默的风格。要看出各相邻民族鉴赏趣味的差别, 你必须考虑到他们不同的风格。
在好的文学译作中,也能看出作家的风格所表现出的民族性特点。尽管一个民族的语言转换合成另一民族的语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原作的民族特点,这是因为民族风格不仅见诸作品的语言,而且体现在一切方面,如题材、主题、气质和韵味,以及作品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优秀作家的文学风格能典型表现其民族风格。普希金说:“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一个民族以特别的面貌,这面貌多多少少反映在诗歌的镜子里。……这儿有着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有着只属于某一民族所有的无数风俗、迷信和习惯。”普希金本人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民族风格的代表,“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精神、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这样明朗,这样净美,正像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样”。“他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因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有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如果必须讲到构成普希金属性,以别与其他诗人的优点,那么,那就是在于描写的无限敏捷和以少数特征勾画整个对象的不平凡的艺术。”
坚持文学的民族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鲁迅认为,要注意摆脱两重桎梏,一重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另一重是对外国的顶礼膜拜:“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众人,已经对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他认为陶元庆的辉煌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其实,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它对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鲁迅本人就是新文学以来最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鲁迅是把民族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是最懂得“国民性”的弱点,并在予以鞭挞的同时,高扬民族精神的作家。无论是文学内容还是在文学形式上,优秀的作家都有伟大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性风格。
(摘选自童庆炳《文学风格与民族》)
材料二:
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诗经》中很多诗句运用文学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舍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赞美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的篇章随处可见。这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需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
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总能形成并升华为坚韧的民族意志。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是身陷囹圄,决不屈服,视死如归。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铸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也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
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识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
(摘选自《人民日报》)
娃的心 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
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幕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有删改)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侣,儿女饿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峻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节选自《旧唐书·杜甫传》)
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肝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因客耒阳。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节选自《新唐书·杜甫传》)
①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
②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赠曹雪芹
[清]敦敏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
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
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①白眼斜。
【注释】①酕醄:máo táo,大醉的样子。
反排木鼓舞最早起源于苗族的杀牛祭祖活动“吃鼓藏”(又称“鼓藏节”),每13年举行一次。关于反排木鼓舞的起源,在反排及周边地区______。
1986年,反排木鼓舞在贵阳参加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赞誉,由此______,逐渐由乡间活生生的仪式文化场景走向了世界,逐渐成为贵州苗族的文化符号表征。后来,反排木鼓舞上了“春晚” , 进了高校课堂,村民们的文化自豪感______。
反排木鼓舞源起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动作语汇、舞蹈节律、象征意义都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文化认知和族群历史______。过去,反排木鼓舞只出现在祭祀场合;现在,反排木鼓舞突破了仪式场景的限制,承担起“传播文化”“打造地方名片”等功能。
1950年被政府发现并四处表演后,反排本鼓舞经历了文化商品、文化再造和文化表演几个阶段。反排木鼓舞由原来的祭祀仪式,经过舞台化改编,成为一种表演性舞蹈。从“民间”走向“舞台”,从“原生态”到“节目”,反排木鼓舞少了一份“烟火气”,多了几分“脂粉气”。
是原汁原味地保护传承,还是适应当代需求做一些改变、甚至再造?这值得我们探究。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
三姑娘的浑名是“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
古人重视道德,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要重于才能。《淮南子·诠言训》中说:“德不盛,不能成一焉。”意思是说道德不高尚,一个人不能有所成就。
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启示,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