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0年，“内卷”一词成为风靡一时的“时髦”词汇，入选《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当下，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泛指这些领域中消耗性的、过度的竞争现象。
近日，知乎社区话题“怎样通俗易懂地解释内卷是什么意思”的访问流量已超过500万，回答超过1000条，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回答：一种情况是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内部人浮于事，没有业务，员工在大量表面工作上浪费时间，呈现出一种低水平状态里循环往复的样貌。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某团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准点下班，然而其中有一人因想多赚点钱，开始加班一小时。每月都能涨工资的梦想计划使得大家都开始效仿加班一小时、两小时，由此便诞生了所谓的“996”（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工作制。分析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员工每天看似忙于复杂化、精细化的工作，实则没有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没有带来收入的大幅上涨。所以“忙而无用”“穷忙糊口”虽在形式上表现为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等方面的一种生活样态，实质上却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自我价值实现、工作制度、社会环境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妥协，表现了青年群体中低效率或无效率化的“内卷”特征。
有学者提出“过度竞争造成了产业内的生产能力大面积闲置，阻碍了稀缺经济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转移。”过度竞争影响了有效竞争的效率，打破了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从而造成生产力严重过剩，经济效益低下，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青年“内卷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并具有“过度竞争化”的本质特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认为：“这群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筋疲力尽。”这句话戳中了无数大学生的泪点，道破了高校大学生的生存困境。青年大学生为追求短期功利的高绩点，而沦陷在无休止的竞争中。他们整天忙于各种竞赛、评比、实习、保研又或是出国，看似忙碌而充实，却无长远规划。总之，部分青年群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宗旨与目标，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争抢式的努力之中。
青年“内卷”现象表现的是部分青年缺乏科学认知及理性思考，转而在网络世界中逃避社会现实，本质上是对主流精神文化的一种反叛与挑战。首先，因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还处于不稳定期，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生转变。部分青年追求一种通过否定他人来成全自己的优越感，表现出与追求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其次，另一部分青年群体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自我重复、自我内耗、无法向外拓展的状态，又或是因互相之间的比拼而遭到失败，表现出不思改变、不谋开拓的状态，与主流价值中的富有创造性、敢试敢为、敢于正视挫折绝缘。他们利用多媒体，通过语言、文字、图画、视频等表达集体焦虑的情绪。加之，青年群体由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只能用自嘲、调侃的语言表达不满，这也是强压之下的一种反抗。
处在人生发展期与社会转型期叠合的新时代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一方面要为青年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要增强青年的创造力和抗逆力，推进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内化，使其顺应新时代的召唤，扛起时代之重任。
（摘编自卢晓雯《壁垒与破壁：当代青年“内卷”现象的现实表征与规避之道》）
材料二：
在三十而立、成功学等思维模式的鞭策下，大家紧绷着，心累却不敢停，也因为害怕下坠，只能在抱怨内卷中继续内卷。而受够了在成功学指导下内卷的年轻人开始质疑“成功”的定义，接纳自己成为不一定要“冒尖”的普通人，也更乐于发现和欣赏细碎的日常生活。
正如作家弗洛克所说：“有意义的交谈、深思熟虑的思考、无拘无束的笑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少发生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中。”让人松弛舒适的细碎日常与休闲不是放纵与偷懒，而应是生活之必需。
作家梁文道在谈话类节目《圆桌派》中曾说过：“农民的累，更多是体力上的劳累，不是被虚无感、空虚感驾驭的累。现在年轻人的累除了赚钱之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
相反，也有人可以“007”（从0点到0点，每周工作7天）却不觉得卷，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赛道，即使累也乐在其中。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的人，盘算过需要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之后，更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非随波逐流地内卷。
其实，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但在这个信息量庞杂的时代，很容易被外界的噪声淹没而迷失方向。拒绝噪声的影响，忠于内心的理想，健康地与这个世界连接，找到自己想要什么且坚定地付出行动，才是反卷之根本。
（摘自耗耗子《都在说反卷，你却还不知道为什么被卷》）
我已经75岁了，我还有理想
冯骥才
我今年75岁了，人的年龄就像大自然的四季一样，往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下一个季节。你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年龄上你已经是老年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自己，我们要活得明白。
尤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天生背负着使命到这世界上来的。他就得追求纯粹，他就得洁身自好，他就是理想主义者，他当然也是唯美主义者。我觉得这就是知识分子。到了这个年龄一定要总结自己。
我的文学，我所写的这几百万字究竟怎样？五年前，我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叫做“四驾马车”，它是我从事的四个方面的工作：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我说，不是四匹马拉着我，是我拉着四驾马车。这四驾马车，哪一驾马车我到今天都没有放手，因为它们都走进了我的生命，我放不开。我知道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
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我到西安去，想沿着丝路，从西安走到麦积山，再走到河西走廊。我想看希腊化的健陀罗佛教造像，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北道，穿过河西走廊，再进入中原的一个渐变的中国化的过程。
我必须要去一趟麦积山，但是我走到彬县的唐代大佛寺，去年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我发现一个问题，高的台阶我上不去了。我的同行者说，冯骥才，照这么看，麦积山你绝对上不去。
是的，近两年我跑田野的时间少了，不知不觉在书斋的时间长了，于是我的文学冒出来了。
所以我这两年写了四部非虚构的作品，包括我写韩美林的一部口述史。我还写了一部文化随笔《意大利读画记》，一部小说《俗世奇人·贰》，总共六部文学作品。媒体说了，冯骥才转型了，调头回到了文学。是不是我真要回到文学了？我不知道。文学和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我孰轻孰重，我希望大家帮着我思考。
文化遗产抢救不是冯骥才一个人做的，是我们一代人做的。我们在90年代抢救天津地方的城市文化；进入新世纪初，我们这一批学者发誓要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地毯式的、盘清家底的普查。
这第一批学者当时很年轻，现在都有点老了，潘鲁生、乔晓光、樊宇、曹保明、刘铁梁，这批专家都有点老了。乌丙安老师今年90岁了，他来了我很感动，我们十几年前一起爬到了晋中后沟村的山顶上。2015年我邀请了这些专家，重新在后沟村聚一聚，我们聚一聚干什么，只是重温昨天吗？不是，我们要找回当年的状态。
我希望找到80年代对文学的激情，我希望找到世纪初我们对文化的那种心中的圣火，找出知识分子的那种纯粹感，找出我们内心的纯洁。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说：“人最有力量的是背上的脊梁，知识分子是脊梁中间那块骨头。”
我们做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的精英文化有《四库全书》做过整理。但是，我们七千年以上农耕文明历史的大地上的创造的多彩灿烂的文化从来没做过整理。这些文化大多数我们不知道。在普查时我说过一句话：“对大地上的民间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无论你是多大的一个学者，都是一样。”
可是我们在做这样的文化调查的时候，没有任何依据。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经验，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可以借鉴的方法，没有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只有法国人，马尔罗做文化部长的时候，他做过法国的文化普查，但不是民间文化普查，他基本是文物普查。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依据的，全要靠我们创造的。概念要创造，方法要创造，标准要创造，理论要创造，思想要创造，尤其是思想。
支持我们的是思想。我特别觉得这三个词儿好：先觉、先倡、先行。这三个概念里边都有先。你凭什么先觉？你凭思想先觉。思考未来，思辨现在，反思过去。反思我们的工作，也反思自己。
我已经75岁了，我还有理想。
（摘自《小品文选刊》，有删改）
唐宣宗大中年间，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澳既视事 ， 豪贵敛手。国舅郑光庄吏恣横，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殢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上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教坊祝汉贞，滑稽敏给，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咏有如宿构，由是宠冠诸优。一日，在上前抵掌诙谐，颇及外事，上正色谓之曰：“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自是疏之。会其子坐赃，杖死，流汉贞于天德军。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有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曰：“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罗程艺，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杀之。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再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摘编自《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
①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
②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
南柯子·怅望梅花驿
范成大
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①洲。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近木兰舟。
缄素双鱼②远，题红片叶③秋。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④。
【注释】①杜若，一种香草。②缄素，古人用帛写信，因称书信为缄素；双鱼，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用双鱼指代书信。③题红片叶，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试，偶得一片红叶，上有诗云：“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卢渥娶得一宫女，恰是当年题红叶之人。此以“题红叶”表示书信。④“欲寄”二句见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
中国食客们早已习惯了“中华美食甲天下”的尊荣，街边商厦 的小吃店的墙上往往喜欢挂一段上逾千年的传说——虽然食客大多也不会把这些动辄与乾隆、诸葛亮、秦始皇甚至是黄帝、女娲的故事当真，但换个视角将华夏五千年历史视为五千年美食史，似乎也不算太夸张。然而，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中国历史虽然 ， 但中华美食文化异常晚熟：“南食”“北食”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分野，土豆、玉米、番茄、辣椒等食材直到明代才传入中国，“四大菜系”直到清初才成型。诸如大盘鸡、螺蛳粉等为人们所 的小吃美食、菜肴菜式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诞生，而“菜系”作为一个专有词条，直到1992年才被收录到《中国烹饪辞典》中，如今“八大菜系”的说法又被“34菜系”所取代。
中华美食荣光背后，是其发展的漫漫长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岁月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句古训对食客们或许有更深的感动。中华美食是美好的，华丽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坚韧的，顽强的，隐忍的；中华美食文化是古老悠远的，同时也是厚积新成的。五千年时光仿佛是一场漫长的蛰伏，为的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爆发出最绚烂的华章。食客们在 、推杯换盏之时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美食自古以来最不缺的，就是兼容并蓄的气度和能力。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国家好， 。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 从有衣穿到穿得时尚、穿出个性，从吃饱饭到吃得丰富、吃出健康，中国青年拥有了更高质量的生活；在人生选择上，从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到职业选择日益市场化、多元化、自主化， ；在政策保障上，从全面构筑保障青年受教育权的完备法治环境，到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国青年拥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可以说，（ ）。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搭乘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进入太空，开辟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这也是长征火箭的第1次发射。那个晚上，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引用毛泽东的话勉励大家——“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从那天起，直至2007年6月1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火箭历经37年，实现了第一个100发的里程碑；2014年12月7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用了7年时间，实现了第二个100发；2019年3月10日，长征三号乙火箭成功发射中星6C卫星，仅仅四年多的时间里，长征火箭实现了从200发向300发的跨越。而最新的“100”发，在2021年12月10日伴随长征四号乙发射实践六号05组卫星而圆满完成，仅用2年零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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