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院西北商业经济区，以洛阳、汴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内有市、有坊，市、坊分开。由于国际贸易的发达，唐政府专门设置了“互市监”和“市舶司”，设各国商馆，接待各国商人。南方的扬州，是江南物产的集散地，成都是和扬州一样齐名的大都市。在唐代商业发展中，都市里出现了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与柜坊同时出现的还有“飞钱”，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
——摘编自童贤彬《唐代商业发展特点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到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坊市制度开始突破，出现了坊市混杂的局面，商人只要纳税，可以随处开设铺店，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这些商业场所往往与居民区杂混交错。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城市，如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治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本是青草滩上一荒村，“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材料一：当时清政府财政园巨大的赔款陷入严重的困境，兼以官办工业毫无成效，无一不是亏蚀累累。它不得不在1895年命令各省督抚对所办局厂“亟应从追变计，招商承办”，借以缓和国内阶级斗争。不久，它又命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主持设厂；颁发章程，奖励民营，从立法上奖励私人投资设厂。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材料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担负起100多年来受到严重阻碍的工业化重任。但是从1953年我国完成战后的经济恢复，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资源严重缺乏就开始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重工业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
——武力《中国共产党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和实践》
材料三：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间，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是轻工业部门，纺织、鞋子、籍包、五金、玩具、食品饮料等轻工业部门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呈现出加快增长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结构开始加速升级步伐，汽车、住房等需求旺盛，并拉动产业结构再次出现重化工业化（即重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增长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趋势。
——陈勇勤《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不是轻而易举地进行的。这种政策的转变在农民、工人中间乃至党内都遇到了明显的抵制。1927年，在国际上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斯大林明白，没有重型机械制造业是不能打赢战争的。而苏联实现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从国内寻找，从外国获取资金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展现了其高效性，这也是其获得民众拥护的重要因素之一。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苏联当局就把人民从半野蛮状态拖入现代文明：穿雪白的衬衫、知书达理、有热水、有电灯、有飞机、有电影娱乐，出现了“苏联人“的概念。
——摘编自陈爱茹《争论与选择：列宁、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
材料二：在私人企业发展过程中，联邦政府除了不断地制定扶植政策之外，不对经济活动做任何干预，这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巨头、家族财团和金融寡头。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由政府出面，运用行政手段来监控全国市场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新政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不仅仅是暂时应付危机的手段，而且是使国家对经济干预走向全面化、经常化的开始。它不只是行政性的手段，而是通过立法程序化、法律化。它不仅涉及流通领域，而且还参与到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再生产过程。
——摘编自沈亚男《罗斯福新政与美国现代化新模式》
材料一：“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19世纪中期，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造就的廉价商品，利用先进的洋枪洋炮，叩开了闭关自守的古老国家的大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输出使输入地区人民受到沉重剥削……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陈钦庄、计翔翔等《世界文明史简编》
材料二：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罗斯福竞选总统的首次演讲
材料三美国等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使三大国际组织在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系时必然倾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三大国际组织又规范着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着促进作用。
——张雷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与经济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