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00年苏州叶圣陶6岁，入私塾，习《四书》《五经》，熟知《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条目。私塾先生根据《诗经·小雅》上的“秉国之均(钧)”给他起了个号，叫“秉承”，即掌握治理国家枢纽的意思。据叶圣陶回忆：“我上小学的时候，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已经摆开。章伯寅先生教育我们说，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大地、名人伟业。每逢礼拜天，我总与同学在一起，或聚于园林，或聚于茶馆，谈苏州的人物地理，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顾亭林奉为楷模。”
——摘编自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
材料二：小学里每天有时事报告，国内外发生的新事情随时汇集到小心灵里。他们除了劝课和游戏之外，还关心中国前途的命运，辛亥以前的中学生大多数没有看报的习惯，现在可不同了。他们要忙里抽暇，看一看新近的报纸杂志，世界转变成什么样了，每一转变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儿童、少年与二十多年前的比较，大不相同了，识见的范围变得非常宽广；自己意识到是个中国人；知道中国人与世界各地的人有关联；相信中国人有与世界各地的人并存于世界的权利，这个权利绝对不容侵犯。总之，这种解悟汇合成中国抬起头来的基本力量。
——摘编自叶圣陶《时势教育着我们》(1936年)
材料：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度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材料：“一战”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签署《色佛尔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其余领土由协约国共管；奥斯曼帝国放弃对于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地区等地的主权；废除征兵制且不得拥有海空军；财政和关税接受协约国财政委员会的监督等。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政府拒绝承认《色佛尔条约》。1919年，希腊军队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借执行《色佛尔条约》的规定进攻土耳其。由于法国在土耳其投资较多，意大利未得到伊斯密尔，两国相继撤军。安卡拉政府趁机接近意法，获得两国承诺：支持土对东色雷斯和伊斯密尔的主权要求。1922年，土耳其军队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协约国接受停战协议并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1923年，新签署的《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条约明确划定土耳其的边界线，取消西方在土耳其的财政监督战争赔款和治外法权。之后，协约国撤出土耳其地区。
——摘编自哈金安《土耳其通史》
材料：租让制是列宁首先制定并亲自领导苏维埃俄国加以实践的对外经济制度。1920年11月之后，列宁在其报告和文章中阐述了租让制的理论与原则。他认为，不实行租让，苏俄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只要苏俄掌握着所有国营企业，那么租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承租人对企业只有经营权或使用权。承租人将按照合同规定，得到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运出国外。政府对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承租人要给予优惠和补偿，保证不会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保证承租人投入企业的财产安全。
——摘编自杨运忠《列宁租让制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