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户数 | |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 890多万户 |
唐太宗贞观初年 | 200多万户 |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 | 380万户 |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 | 918万户 |
时期 | 太祖朝 | 太宗朝 |
曲宴记载 | 建隆二年,“宴刺史、统军、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 |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 |
乾德二年,“宴大将王全斌于崇德殿” | 雍熙二年,“诏辅臣、翰林、枢密直学士喜于后苑” | |
开宝九年,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辞行前“宴于长春殿” | 淳化三年,太宗申近臣和馆阁学士登秘阁观书”,“赐从臣及直馆阁官饮” |
时间 | 农业收入 | 农业占比 | 工商业收入 | 工商业占比 |
宋太宗至道三年 | 2321 | 65% | 1238 | 35% |
宋熙宁十年 | 2162 | 30% | 4911 | 70% |
材料一:古罗马学校不是希腊学校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在罗马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腊学校教育中有用的东西,使之为罗马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罗马著名的教育家西塞罗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论家而非教育家。帝国时期,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这一时期,皇帝独裁,不允许臣民以辩才干预时政。培养雄辩家的教学目标,也转变为培养官吏。罗马学校延续了许多希腊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但这些科目无不赋予浓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来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等等。舞蹈、音乐等则成为副科或不予设置,被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哲学学校”在罗马则从未设立过。
——摘编自季美《浅论古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学校教育》
材料二:汉代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教育,官学自不待言,即使私学也要以儒家经典为讲授材料。儒家经典内容虽各有偏重之处,但均包含有伦理道德观念,贯穿着"德”的说教。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得到培养和训练,能够自觉地以伦理道德为准而行事,从而使封建统治秩序得到维护。汉武帝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中央官学,并要求地方官员建立地方官学,正式开始了官方教育事业。同时对私学亦采取鼓励政策,使其成为官学的补充,这种做法为后代统治者所承袭,终汉一代官学与私学并行不悖。
——摘编自郝建平《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材料一: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败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游牧地区,牧地变为耕地,北方边境扩大。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
——摘编自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
材料二:在元朝的行省中,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事务,包括边疆民族。“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内地”。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帝师是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而是通过宣政院或向皇帝推荐吐蕃地方官的形式来实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清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正确处理中央与边疆政府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二是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三是对边疆蛮夷的,上层人物加强控制,“众建而分其势”,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清朝上层还通过与蒙古王公贵族长期联姻来增进蒙古游牧势力的向心力;四是大胆进行改革,积极完善边疆治理制度。通过上述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革命的极优越条件,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的属于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三大”前后,党内普遍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陈独秀提出要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不仅是他本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共产党人当时普遍的认识水平。1924年10月以后,由于实践提供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党内开始讨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在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主革命,并取得领导地位。党的“八七”会议报告指出,党在今后的策略是独立领导工农阶级开展斗争。1928年,党的六大在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才能解决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遵义会议后,这一宝贵认识逐渐成为全党的实际行动。
材料二:(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正确地坚持了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相对独立性,坚决同国民党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在稳固地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前提下,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使自己的领导艺术更加成熟,终于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包括全部革命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卫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