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客说起中华美食之道，往往喜欢引用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个字。其实，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制。《礼记》所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食材的积累、交融的缓慢，更在于儒家文化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仕”也有着丰富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化。唐代盛极一时的烧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体角度来看，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线转向饮食了。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犬马声色。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张岱，便在《陶庵梦忆》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馋，无过余者”，从北京的苹婆果到台州的江瑶柱，从山西的天花菜到临海的枕头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尝了个遍。又如戏曲大家李渔，一边醉心于梨园之乐，一边也不忘鲜衣美食这一类“家居有事”，并在理论巨著《闲情偶寄部》中加入“饮馔”一部，系统阐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饮食美学思想与“宗自然、尊鲜味”饮食文化观念。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叶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场了。
袁枚在《与薛寿鱼书》公然提出“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诗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为了给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又煞费苦心撰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为中华美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纪元。
《随园食单》之前，中国历代亦不乏饮食著作，但关于制法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如《食经》《烧尾宴食单》之类甚至流于“报菜名”。宋元以后，饮食著作的烹饪方法逐渐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而《随园食单》则完成了饮食文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如“须知单”“戒单”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调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对中国千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
在袁枚和他的《随园食单》之后，中国饮食文化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帮口菜渐渐发达，“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渐成形。
（摘编自江隐龙《中华尚食之道里，自有一个民族坚韧的初心》）
与西方叙事作品的定点透视不同，中国传统叙事作品往往采取流动的视角或复眼映视式的视角。
流动视角的所谓流动，就是叙事者带领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实行“三体交融”：设身处地地进入叙事情境，主要人物变了，与之交融的叙事者和读者也随之改变视角。读《水浒传》的人可能有一个幻觉，你读宋江似乎变成宋江，读武松似乎变成武松，这便是视角上“三体交融”的效应。中国古代句式不时省略主语，更强化了这种效应。比如武松大闹快活林：武松一路喝过了十来处酒肆，远远看见一处林子。抢过林子背后，才见一个金刚大汉在槐下乘凉。武松自付这一定是蒋门神了。转到门前绿栏杆，才看见两把销金旗上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西方小说往往离开人物，从另一视角描写环境，细及它的细枝末节、历史沿革，以便给人物活动预先构建一个场景，如《巴黎圣母院》在描绘那座伟大的建筑时，就先用了数十页篇幅。而这里的视角则几乎寸步不离地随武松的行迹眼光游动，武松看不到的东西，读者也无从看到。游动视角不仅紧随人物眼光，也投射了人物性情一这只能是武松的眼光，他豪侠中不失精细，看清环境才动手；换作李逵恐怕就板斧一挥图个痛快了。
流动视角有时也采取圆形轨迹。《水浒传》中杨志、索超大名府比武，采取由外向内聚焦的圆形视角；梁山泊军队攻陷大名府，采取由内向外辐射的圆形视角。杨、索比武本身着墨不多，却写月台上梁中书看呆了；两边众军官喝彩不迭；阵面上军士们窃议，多年征战未见这等好汉厮杀；将台上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观战的诸色人物各具身份神态。金圣叹的眉评甚妙：“一段写满教场眼晴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晴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也。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晴不觉在两人身上。”流动视角妙处在于：看客反成被看客，着墨不多自风流。
杨志比武的描写，是在单纯中求洒脱；大名府陷落的描写，千头万绪由何处者手？叙事者心灵手捷，一下子捉住了梁中书追然知丧天天的身影和眼 光，菜一翔而收扰千丝牙续，行文设有社果中书轻易脱险，而是在他递遍东南西北四门和三阅南门的过程中，由内往外地辐射出圆形的视角，把瞬同遍及满城的战火统一于一视角可以分为内视角、外视角和旁视角等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类型。视角的流动，可以在同一层面上采取对位的、波浪状的或者圆形的种种流动方式：也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人的眼光之中。
采取跳跃的或者台阶式的流动方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二百余字的故事，使用有如昆虫复眼一般的视角，它先用外视角，写翰林院一位官员从征伊梨，突围时身死，两昼夜后复苏，疾驰归队随之，作者和翰林院一位同事问起他的经历，采取他“自言被创时”的方式转向内视角。内视角把人物在生死边缘上迷离恍惚的意识滑动，寓于灵魂离体后的徘徊，简直是某种意识流的写法。最后作品又转到旁视角，借同事之口表达对这位官员的赞叹。复眼映视式视角的运用，使小小文本具有多重功能：情节功能、深度心理功能和口碑功能，因而这篇笔记简直成了视角及其功能的小小实验室。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材料一：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摘自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材料二：
不少评论家、诗人和诗歌读者都感觉到当代新诗创作与理论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由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都不可能向西方文化和语言转化，而西方诗歌文化与语言又不可能被缺乏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自然吸收，食洋不化的积食病就明显地出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吸收力的强弱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因为它拥有一个秦汉以来建立的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传统如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借以繁荣本民族文化。当代新诗不但丢失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而中华文化又不同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自然地相互吸收，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食洋不化的病症，这病症是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当代诗歌由于时代内容的发展，已无法退回到新诗运动初期的状态。当代社会让世界村的居民们多少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感性与知性世界，中国诗歌也相应地在寻找与之相当的艺术形式，主要是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外在形态。这些必须是有本民族实质性的和具有现代性的，单靠移植西方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并进入现代，同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传统何谈创新？没有传统作为立身之地，创新很可能变为全盘西化。所以，中国当代新诗一个首要的、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尘封的泉眼。读古典文史哲及诗词、讨论，想现代问题，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诗论进入当代的空间，贡献出它的智慧，协同解决新诗面对的问题。据我的学习经验，历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着大量对我们今日所思考的诗歌理论仍有意义的撰述，而我们却只习惯于引用西方理论，无暇回顾一下自身传统中这些理论，师洋师古应当成为回顾与前瞻的两扇窗户，同时拉开窗帏，扩大视野，恢复自己传统的活力才能吸收外来的营养。
中国古典诗论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文论也有很大不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剖析，优点是落在文本实处和清晰的抽象概括，但其弊病是容易刻板、枯燥、概念化、解剖刀往往伤及神经，概念也有失去生命的变幻色彩的毛病。而中国古典诗论体系虽不十分清晰，却能以富有内涵和想象力的诗样的语言传递给读者审美的智慧和哲理，不至于有水涸石露的窘境，而其中人文的情致、暖意、活力，丝毫没有实验室处理后的褪色失鲜之感。读古典诗论后可以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抽象名词杜撰等虽不失为一家之法，却并非唯一的方法。而中国古典诗论的风格与中国古兴自学的灵活、深邃、玄远相匹配。对于诗歌这样内涵深、变幻多的文学品种，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突出的优点。
（摘编自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
我们读到的散文多数充满回忆的味道。一次旅行、一场际遇、一位亲人、一只宠物……写作者回到书桌在回想之中开始写作。当然有着具体的情节、场景和片段，但写作者的视角，往往是从终点望向来路；读者清楚或隐约地知道，一切，属于过去完成时态。
我想特别强调这个词：时态。
我们假设，事件发生的完整顺序是从1排列到10。小说从中间起笔很常见，甚至只有345的部分，前史和尾声都隐藏在露出的冰山之下；顺序的颠倒、错位与叠加，也是常用手段。小说的情节不断走动，我们仿佛听到金属指针每分每秒制造的尾音，悬念和陡峭的转折随时随地酝酿其中。
散文通常如何处理时序呢？是站在终点位置平行回望，从1到10按部就班地重述，无论1和10之间相距多远，我们总是忙于在事件结束之后，开始“事后诸葛亮”地讲道理。当小说的时态进行自如变换的时候，作家需要跃起，跳离原地，这时出现了平面之上的点，使叙述多维和立体。许多散文写作者相对懒惰，缺乏弹跳的运动能力，作品平铺直叙，相当于扁平的二维世界。一切，只是为一锤定音的“道理”做铺垫，所以对从1到10的整个过程，往往进行潦草而剧烈的概括，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只剩干燥、单调和基础的维生热量，却丧失了新鲜的水分和味道。这样的散文写作，形同制作标本。
正在进行时的好处是什么？把读者凌空抓起来，直接扔进叙述的情境中。即使是回忆体小说，也强调情节和细节带来的效果逼真的还原体验。小说家要带领读者在丰富、复杂、紧张、多变的仿真景况中做出临场反应。而这种技术手段，似乎被散文所遗忘。也许散文更多跟个人经验相关，经验都是过去的，而我们又急于把经验中的“道”提炼出来。
所谓进行时态的散文写作，不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当读者迷惑：现在有些散文为什么写得像小说？是对小说的借鉴吗？我认为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进行时态的介入。随着散文表述时态的变化，散文的场景、结构、节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概括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也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散文上手不难，写好并不容易。散文的耗材严重。人生的经历密如丛林，开始做家具，很快只能做筷子，后来就只够做牙签的，最后干脆没柴烧了。假设我们改变散文的构思和表达方式，就能够更“环保”地使用材料。进行时态式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部分缓解散文的资源性匮乏。
就像散文长度的变化不仅是字数叠加，而且带来了重要的结构之变一样。我认为时态之变，也会为散文读者带来更为生动而复杂的审美体验。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散文不仅有终点的视角，也有途中的视角；对于读者而言，散文时态的改变，使他们的角色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
散文要表现“此时此刻”，这使我们不会忽略沿途的风景；“现在”，连接过去的屐痕，也指向未来的光亮。
（周晓枫《散文的时态》，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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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文研究来说，计算方法以往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的，而今天已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一种新的人文研究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数字人文”。学者莫莱蒂曾设想一种建立在全部文学文本之上的世界文学研究，人们必须借助计算机对大规模的文学文本集合进行采样、统计、图绘、分类，描述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然后再做文学评论式的解读。为此，他提出了与“细读”相对的“远读”作为方法论。弄清计算机的远读与人的细读之间的差别，不仅能使我们清晰地界定计算方法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人的阅读的价值。
计算机是为科学计算而创造出来的，擅长的是“计数”，而非“理解”。要处理自然语言文本，计算机必须先将文本置换成便于计数的词汇集合，或者用更复杂的代数模型和概率模型来表示文本，这一过程被称为“数据化”。数据化之后所得到的文本替代物（集合、向量、概率）虽然损失了原始文本的丰富语义，但终究是可以计算的了，不过，尽管计算机能处理海量的语料，执行复杂的统计、分类、查询等任务，但它并不能理解文本的内容。
远读是数字人文的基石，大规模的文本集合上的远读，基本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对文本集合整体统计特征的描述，一是对文本集合内在结构特征的揭示。例如，数字人文学者米歇尔等人对数百万册数字化图书进行多种词汇和词频统计，以分析英语世界的语言演变，这属于前者；莫莱蒂用地图、树结构来分别展示文学作品的地理特征和侦探故事的类型结构，这属于后者。无论是宏观统计描述还是内在结构揭示，都是超越文本具体内容的抽象表示，所得结果都是需要解读的。正如米歇尔所说，在巨量文本集合上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为人文材料的宏观研究提供了证据；但是要解读这些证，就像分析古代生物化石一样，是有挑战性的。对远读结果的解读，仍然要依赖学者在细读文本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对本领域的认知和理解，一句话，人的阅读不可替代。
需要补充的是，当考察单篇文本的文本特征（例如计算一篇文档中所有单字的出现频率），或者分析其内部结构（例如提取一部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对话网络）时，数据量也会增长到个人无法处理的程度，所以，上述对文本集合所做的讨论在单篇文本层面也是成立的。
一个普遍存在的对数字人文的评判依据，是看数字人文能不能更好地回答传统人文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严格说来，只有当数据量或者数据精度超出了个人阅读理解的能力范围时，才有理由借助计算机来对文本或者文本集合的特征予以量化描述，进而提供给人去进行深入解读，数字人文不仅仅是新的手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我们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我们现在可以问，五千年来全人类使用最频繁的词是什么，透过这类问题，可以获得观察超长历史时段文化现象的新视角。
（摘编自王军《从人文计算到可视化——数字人文的发展脉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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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与传统的、具有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史》以主题分篇，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全书凡十篇。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其义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来写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须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姚名达的方法是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不足，他说：“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就是说，各篇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体制，而不强求一律。
《叙论篇》《结论篇》两篇分居首尾。《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做了分类，在一一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的规范。《结论篇》以极短篇幅，阐述他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其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
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的主体。其中，《溯源篇》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设立这个主题，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两书开创了目录体制和目录分类的基本模式，传统目录学既受两书庇荫，又长期笼罩在其阴影中，没有重大突破。该篇除详述两书分类、编目特点外，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等，莫不一一推寻原始，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溯源篇》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通古贯今，看似“独立特行”，互不相干，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暗合。比如，“志”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分类篇》《体质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志”。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框架并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创意。姚名达对此亦颇为自许：“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在我看来，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
(摘编自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①有人说，语言是思维的牢茏，比如说如果语言中没有“将来”这个词或将来时态，我们就无法理解“将来”的概念。
②这种观点让人印象深刻，可是当我们关注具体语言的具体特点，并讨论这些特点如何与具体的思维特质产生联系时，问题就产生了。至少我们不会通过抹去“痛苦”这个词来追求快乐，也不会把词语“死亡”删掉让所有人都得到永生。
③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教训。这种观点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事实依据或依据不充分，我们如果想正确地描述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就一定要吸取这个错误带来的教训。
④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如果要说语言对其使用者的思维有任何影响，就一定要有事实的支持，要经过论证。如果我们要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确定不同，就必须依据语言以外而不是语言本身的事实。即使思维的不同得到证实，还必须以可靠的方式证明导致这种差异的是语言而不是文化或环境中的其他因素。
⑤我们必须抛弃"语舌牢笼"这样的说法，因为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某语言会成为使用者的智力疆界并限制使用者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而妨碍他们理解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想法。
⑥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如果一种语言中完全没有某些话题的相关词汇，那么讲这种语言的人就无法理解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试想一下，要把洗碗机的说明书翻译成一个狩猎部落的语言，你很快就会卡壳，因为你没法在他们的语言中找到自来水，橡皮管，洗染剂这些词语。 如果想把数学或物理学的抽象概念介绍给他们，也会碰到类似的困难，不过，这种困难并不是因为他们逻辑思维能力不够，而只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母语，给他们清楚地解释那些具体概念如自来水，洗涤剂，或者通过借用词汇，延伸他们现有词汇涵义 的方法，来表达那些抽象概念如数学概念。任何语言都表达复杂的思想观念，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⑦还有一种流行的表现是语言对思维基本没有影响。持这种表现的学者认为，语言在深层 上都有着相同的普通语法，基本概念，假如有外星人，他们会觉得所有的地球人都讲着同一种 语言，因此，即使语言对思维有所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⑧我们的观点与这种流行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语言确实会影响其使用者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影响体现在逻辑推理之外的直觉、感知、记忆，联想等领域。
⑨所以我们应关注最接地气的日常语言领域和日常生活生活领域。语言对思维影响更多也是通过日常生活，通过持续使用的日常语言中的特定表达而潜移默化形成的。那些我们牙牙学语时细细区分的词语，那些日常交流不断迫使我们梳理清晰的信息，那些语言使用中需要我们特别留念的细节，那些不断印在头脑中的词汇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语言面貌影响着我们的思 维习惯。
⑩所以，语言的作用不能从“不同语言‘允许’使用者思考什么”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语言的力量''会'激发'人们做什么的角度去寻找。这句话没能脱离隐喻的层面而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它是对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研究，把原来显得模糊的显现得更加清晰一些。
（选自《话镜》（文章有删改）
A.说方位时有的语言用东西南北，有的语言用前后左右，这会影响人的记忆模式。
B.有德国人认为，他们的思维有条理、合逻辑，是因为德语很清晰、有条理。
C.汉语方言中“脚”被用来指称脚或脚及腿，这会引起交流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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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认同与接受，提出了关于“孝”的意义的论断。
C . 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然后纵向深入，最后补充论述。
D . 文章既肯定“孝”的普遍意义，又指出它的内涵变化，显示了作者的思辨态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这种主张是进步的。《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古文观止》不分类，按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跟它的篇幅也有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编选《古文渊鉴》，称为御选，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却不能广为流布，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也跟篇幅有关，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点，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缺点，约略说来如下：一、编者识力不高，像李陵《答苏武书》，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此书也加选录。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这类文章也选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选文所选《史记》，像《伯夷》《管晏》，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摘编自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材料一
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在阅读方面，人类与动物并不是全无关联。动物能否看懂环境，往往决定着它能否安全地生存下去。人既要阅读作为客观世界的环境，也要阅读以符号为中介的书籍。
当人越来越多地阅读书籍的时候，人对客观自然环境或环境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人在“看”自然、“看”其他存在物、“看”其他人时，已经带着自身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和理解结构是“看”客观世界了。阅读就是一个通过编码符号进行的意义再生或过程。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与几千年之前的老子、孔子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也可以与远在欧美的哈贝马斯、罗尔斯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有了这两个维度的精神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得以丰富起来。
（取材于韩震《阅读的本质》）
材料二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7.6%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见下表：
（取材于刘彬《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三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上世纪后期，唐·麦肯齐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关注书籍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包括封面、字体、配图等书籍的各个要素。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不断翻新的技术使在书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书籍打上时代的烙印。
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都可能带来网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从中，我们成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特变。纸质书的装帧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遗产。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发现了17世纪平期一位书商的记录，其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早有学者提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的另一剧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
（取材于陆纡文《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快质书的价值》）
谈诗歌朗诵
朱光潜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理由也许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这个道理从我国一些传统剧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旧剧的台词并不那么完美，可是演唱起来，却有极大的迷人的力量。不妨把《霸王别姬》《林冲夜奔》的台词改成白话，请最好的演员用话剧的方式去表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话剧本不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而诗歌按照它的本质却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这样通过音律形式对思想感情的洗练、节制和熔铸，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就不是生糙自然的思想感情，而是经过形象化和音乐化而洗练和提高的思想感情。对于朗诵诗歌来说，做到这一步，才能算到表达感情与音乐美的统一。
这只是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在摸索之中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惰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有删改）
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仅局限于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会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①图案：具有丰富的艺术特质。
②针法和绣法：。
③承载的文化：。
“资源”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资源是指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材料）和动力的天然来源。广义的资源，则是指人类用来帮助从事一定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一切要素和有利条件的总和，简单地说，资源就是人类活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形态上看，人类资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贮存、节约的资源，如资金、材料、能源等；另一类是不可贮存、节约的资源，如时间、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等。在信息社会中，正确认知注意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说注意力是一种资源呢？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定向性，即有意识、有计划地达到一定的目的。人类活动的定向性，要求人在活动过程中，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个过程的目标。人的定向活动是由提出的任何或某种活动计划来组织的，而要完成这种组织活动，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心理因素就是注意力。所以，注意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有目的活动和定向探索活动的前提，是人的活动达到既定目标的必要条件；注意力决定任务完成的效率和成果的质量，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人的心理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它的选择性和指向性。当我们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一定事物时，就是注意。注意和认识过程分不开，它是一切认识过程的开端。虽然注意不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但它表现在认识过程（知觉、记忆、思维等）的内部而与这些过程不可分离，在人的一切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和操作活动均有调节作用。注意力表现了人的心理过程进行的动力特征，是人的个性品质和能力结构的重要国素。没有高度发展的往意力，就不能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就不能从事长时间的复杂的思维活动。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心理资源。人的主要精力每次只能执行一种主要的任务。当大量的信息进入感觉记忆，若不加以注意，很快就会丧失。国此，注意在为进一步加工而选择感觉信息方面，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信息资源具有可替代性、可分享性，而注意力作为资源是不可替代、不可分享的。今天，人们要学会合理有效地分配并使用注意力。
（节选自李志昌《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关系》，有删改）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岀数万祩。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祩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出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楲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粧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楲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楲的系統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硏究，最终发现，漾濞楲头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楲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出5万株漾濞楲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楲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楲，206年以来，硏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目前正在以相当于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球已有约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物种分布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这些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标。但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使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日益萎缩，一部分动植物不得不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
城市中约60—70%的地表被道路、人工建筑、停车场等硬化，水不容易渗入，植物的种子难以生根。全球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数万人，密集的人流对诸多生物而言是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摩托车等在飞驰。高楼大厦林立，热量不断聚集，城市中心的温度有时甚至高出周边10℃之多，这种热岛效应对生物的生存也是一大干扰因素。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取材于干靓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近年来生物学家发现，城市中部分野生物种对相比地球漫长历史还十分年轻的人工环境有着不可思议的适应力。
科学家正努力揭示各物种在城市中的进化情况。“坦白说，部分物种对这种极端约束适应能力之强着实令人惊叹。”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切普图评论道。“这其中不仅存在微观进化，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宏观进化。”荷兰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进化论研究员曼诺·希尔图森说，“我们在城市观察到的进化，其速度接近理论上的最大值，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联合国预计21世纪城市化进程将步入快车道：2030年，全球城市面积将达140万平方千米；到2050年，城市居民将新增25亿。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今，城市化将成为地球生物最重大的进化动力之一。
的确，城市中生物进化的各类实证开始涌现，水泥路旁、大楼脚下、阳台边缘、地铁站楼梯等，无处不在。繁衍在城市地铁通道的地下家蚊不再冬垫，相较于鸟类的血液，它们现在明显偏好哺乳动物；它们与其他蚊子种群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生殖隔离。除了野生物种和家养物种，有的地方如今又出现了新型城市物种，这使人们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科学家将城市与遭受高度集约化农业严重破坏的乡村环境进行对比后，发现城市中的物种往往比乡村更多。相较于乡村，城市为物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动植物可以依附于各种各样的角落、边沿、墙缝，生活在荒地、墓地和潮湿的水沟里，或者栖居于精心维护、富有情调的花园中。它们可以全年获取水资源及食物，而在野外，水资源和食物的获得具有季节性。热岛效应也成为城市生境的一大优势，城市冬季不再严寒。
在密集型农业时代，城市将成为全新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这一潜能还将不断得到激发。
（取材于吴苏妹编译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研究发现，每个物种每一次成功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会有多个物种在当地消失；而一个物种若过于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也意味着有众多个体要做出牺牲。城市化引发的生物快速进化往往要付出代价。
多伦多、波士顿等城市里的白车轴草，为提高抗寒性而舍弃了释放氰化物的能力。释放氰化物可抵御来自食草动物的威胁，但抗寒性会降低。而在市中心，城市高温使得积雪极易消融，没有了积雪的覆盖，植物就难以抵御夜间冰冻。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包括徒步旅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正在促使世界各地的哺乳动物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呈现出夜行性增强的趋势。夜行性增强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包括习性的改变、繁殖能力的降低等。关于纽约市各公园白足鼠的研究发现，相比乡村白足鼠，城市白足鼠体内涉及脂肪酸消化的基因出现过度表达。此种进化选择极有可能与在城市中能够轻易吃到人类丢弃的油纸、吃剩的比萨饼和芝士汉堡有关。自1940年以来，意大利城市地区家蝠的颅骨体积在不断增大，这或许是受路灯影响。路灯会吸引并聚集大量的大型昆虫，随着世代更替，咬合力强的蝙蝠越发具有优势。
城市中的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进化是一个难以操控、可预见性低的课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马克·约翰逊强调说：“我们观察到，一些物种在全世界大部分城市中都呈现出趋同进化。在部分城市，物种未能顺利适应，个中缘由目前还不得而知。”
（取材于赵熙熙等的相关文章）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遠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 ， 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
1982年，一位美国教授在校园BBS上建议用字符“：－）”来表示笑话，这个由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元素组成的笑脸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生产力，此后各种各样的表情符号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它被称为“改变历史的一张笑脸”。颜文字是它的升级版，其显著特点是用键盘符、标点或者两者的结合体模拟出人的面部和某种身体姿态，用来方便快捷地表达和传递情绪。以QQ表情中的基础默认表情“小黄脸”为代表的表情符号，被称作绘文字，呲牙“ 
”、偷笑“ 
”、笑哭“ 
”等惟妙惟肖的符号简洁而又形象，极大丰富了聊天时的选择和乐趣。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成为网络主力军后，一些真人表情在网络上竞相出彩，GIF动画表情的传播也如火如荼，标志着网络表情符号进入自定义创作发展阶段。
在网络社交中，网络表情符号比文字有着先天的优势。从接受者方面说，解读文字容易对信息发送者的语气、态度产生理解偏差，而图文搭配的表情图像，会让信息的准确度和可接受度更加凸显，使传播效果事半功倍。表情符还使人们在交流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立欢快轻松的“在场”语境，可以加强交流的互动性。其实人的社会互动也是一场关于“自我呈现”的表演。长期处于表情符号丰富的交流语境中，通过独特的表情符号进行自我表达，展现个性，会不知不觉地将“我”塑造为社交所需要的形象。
（节选自胡远珍《网络社交中表情符号的表达与象征意义分析》，有删改）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載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人的知觉活动、概念活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的对信息处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于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材料一：共享经济，是由个人或第三方平台将闲置资源或服务以有偿分享给需求者，并从中获得报酬的经济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资源优化配置。共享经济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生与普及。开放数据、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共享经济平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人口红利。近年来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大发展也源自人口基数带来的互联网人口红利。三是大量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的传统行业劳动力进入共享经济领域，个人的技能或服务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更快速的流动。四是大量闲置资源可供优化。以汽车为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平均一辆车只有4%的时间在行驶，而在96%的时间中被闲置，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可供优化的资源。
（摘编自《国家地理》周刊编辑部《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材料二：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利用过剩产能、闲置资产、闲置时间、闲置技术，是去产能去库存的有力方式，不仅提升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而且拓展创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和模式。共享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个人带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而且对企业、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共享开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共享带来的合作与创新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
(摘编自陈健、龚晓莺《共享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材料三：相对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共享经济在国内的发展似乎还是慢了一拍，大体量的共享经济企业还不多，涉足的领域也较国外为少。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的共享经济起步本身较晚，在共享出行以外的其他很多领域都还在学习和培养用户习惯的阶段。二是因为人际信任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的共享经济商业行为都会与不曾相识的人打交道，但在中国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相对还比较低，此外也缺乏可靠的个人信用体系可供参考。三是文化差异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善于也鼓励社交，人们对于在陌生人家里借住、将车借给陌生人出行等事情上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比中国人要小很多，因此在某些领域就会存在西方成功的商业模式无法移植的问题。
（摘编自财新网《共享经济将会在中国如何发展》）
材料四：共享单车矩阵分析图
类别 | 分析层面 | 政治环境 | 经济环境 | 社会环境 | 技术环境 |
内部 因素 | 优势 |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 | 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较低的实施和运营成本 | 共享单车是短途出行的绿色代步工具；减少交通挤塞；减少燃料的使用；增加健康效益 | 移动支付技术成熟；单车快速认证、无桩优势比较明显 |
劣势 | 政策尚未落实，未真正发挥作用 | 早期发展阶段缺乏赢利模式，企业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 基础设施不健全；城市容纳度有限，有些城市共享单车产能恐将出现过剩情况 | GPS 定位不准确； 有些单车采用轴承传动、车身沉重，骑行十分费力，用户体验不佳； | |
外部 因素 | 机遇 | 国家大力倡导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建设城市基础项目，配套政策陆续发布 | 我国互联网共享经济行业飞速发展 | 城市交通拥堵；低碳、绿色出行兴起 | 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手机用户普及 |
威胁 | 政府推行的公共自行车对其形成竞争 | 多家共享单车公司相互之间存在资本的激烈竞争 | 乱停乱放、被损毁、被盗窃、变成私人独享的交通工具；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薄弱 | 保障实名注册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成为难题 |
（资料来源于李琨浩《基于共享经济视角下城市共享单车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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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脸谱说起
叶秀山
脸谱在京剧艺术中不可或缺，实在是我国艺术家对世界艺术作出的特殊贡献。不过，以前也常听批评家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说人物没有个性，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则斥之曰“脸谱化”。
其实，脸谱与概念、公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公式是抽象的，但脸谱却不能归结尾抽象。我想，批评脸谱公式化、概念化的，其中有一点未曾深察的是在那个“谱”字上。
“谱”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说话、行事“没谱”，是言其做事说话不遵守一定的规则、无法沟通、交流，也无法理解。“谱”是要大家都能遵守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谱”还有谱系的意思。谱系是历史性的，是一种传统。历史不同，传统不同，谱系也就不同，于是有各种不同的家法、流派。京剧的脸谱，也有不同的家法，同样是曹操的脸，勾画上也是大同中有小异。此外，凡称“谱”的，都是有待去实现的。“谱”自身是实践的“本”，好像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方案。光有个脸谱不能成为“活曹操”“活包公”，要成“活某某”，还看演员如何去演。
现在书店里有许许多多菜谱，分属各种不同的菜系：四川的，淮扬的，上海的，广州的……但菜谱不是菜，不能吃。菜谱给人一个规范，有的很详细，看起来也很死板，如加盐多少，文火炖半个小时等等。这个指标，对于普通家庭主妇而言，是帮助她做出中等水平的菜看来，不至于不堪入口。但厨艺上乘，在于把握火候。火候，是一个综合性的分寸，不是 “30分钟”“35分零5秒”那样死板的，到一定起锅。“火”曰“候”，乃是一种征候，是靠操作者的经验体会感觉出来的。把握火候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因而不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且是艺术性的。就实用性而言，做出来的菜，有个中等水平，能吃就行；但就艺术性而言，火候是必须掌握的。舞台艺术中也有火候，是把各种“谱”——包括曲谱、身段、脸谱……都艺术地“兑现”出来，是要艺术家把这些“谱”用活了，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像厨艺一样，舞台上也有中等水平的演员，他们按部就班地把各种“谱”“做”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刻苦地也会用相当的功夫，就是缺少一点灵气。像灵气、气韵等并不是能“谱”出来的，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然而，就道理来说，各种“谱”，并不是要限制人的创造，而只是要使人创造得更好。做不好菜不能怪菜谱，演不好戏不能怪各种程式，人物没有个性也不能怪脸谱。再往深里说。各种“谱”不但不企图限制艺术家的天才，而且还可以防止天才的流产。“谱”规范着那不易规范的天才，使其不仅有天才，而且有成就。
记得十几年前奚啸伯先生对我们说，舞台艺术要做到“有规律的自由”，他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选自《叶修山文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