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人口是一个缓慢变量。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过于迅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破坏经济发展。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滑向低谷，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总生育率接近6——快速回落。到80年代中已接近生育率2.1的所谓更替水平。从90年代开始，出生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政府并未改变对大国人口过多的压力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6年中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对这一数据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6、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仅有1.18。
因此，他坚持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变量，可用来解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恶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生育意愿的降低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中国似乎在改变生育政策上一向过于谨慎。虽然中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摘编自张军《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
材料二：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引起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生育是私事，政府任其自然就是。其实，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生育从来都是“家国大事”。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可见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管仲、孟子都提出“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中国古代在人口上一直都“有所作为”，比如唐太宗将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而吐蕃、古罗马等文明由于不注重人口发展，人口减少，文明衰微。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下降，法国下降最快，在一战期间，一度低于1.2。战后法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并且又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生育率在1995年止跌回升，1995-2016年平均生育率为1.97，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只有1.38、1.33、1.28。
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1989年的2.01，到2007年还稳定在2.12。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2、1.85下降到2007年的1.56、1.34。较高的生育率，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活力高于日本和欧盟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总量过快减少必然导致结构老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中国65+岁老人比例将从2015年的10％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2015年是1个65+岁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已开始出现缺口；而2030年、2050年1个老人只对应3.6个、1.7个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要到七十多岁才能退休，并且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养老还离不开孩子。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家庭更要有“底层设计”。人口政策上下精细对合，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改革，让人们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最终走向人口可持续的道路。
（摘编自易富贤《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大事》）
底片上的泰山
闫语
当一座山，从我的视野向云里消失，而云影又在我的视野之外，在山的视野之外，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出现了——泰山。这是一张你在日观峰上拍摄的照片，你把它邮寄给我，你说，这是你觉得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一直想要去的泰山。
对于我来说，泰山是一座神奇的山，一座屹立在照片上的山，一座存活在文字里的山，一座反复出现在你书信里的山，一座无比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山，一座我想要抚摸的山。
你说，山，就是人的经历，人的证明。泰山静静地屹立在这里，为了让人类的经历也复杂一点，让人看清自己，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去体会一个含辛茹苦的过程。然后，在某一个清晨或是黄昏，当泰山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它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岱宗，而是你可以促膝谈心的朋友了。
你说，泰山是仁爱的。你说，泰山是禅意的。你说，一个人与山水的缘分，就是一种会意。山水的清新，行走的锻炼，唤醒我们去思考生命呈现的那一瞬间，一座山，一片水，加上一个“我”，才有了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自己。
你说。我听。
杜甫是真的看见了泰山的，他一个人看，由远及近去看，从山脚下爬到半山腰去看。看到了泰山山脉的绵延辽阔，他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看到了泰山的雄峻磅礴，他说，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时，他仔细远望，见群峰云生，仿佛有归鸟入谷，他说，荡胸生曾云，决䀝入归鸟。他想象自己将来登到山顶所能见到的景象时，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看到了泰山的神奇秀丽，也看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崇高理想。就在那一刻，他看懂了泰山，也看懂了自己。所以，泰山依旧是泰山，而他已然开始走向伟大。
李白也是看见了泰山的，他看到的是一个神话传说的泰山，是一个可以在诗中幻化出亦真亦幻仙境的泰山。他登上了泰山，看到了泰山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神妙之处，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人格向往。也许是泰山感受到了李白多年来的踌躇满志，于是在四月登泰山之后的那个秋天，他突然奉诏入京，有了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泰山不只是泰山，它可以是神话，也可以是现实。
“而泰山模糊得如同我第一位友人的灵魂”，这是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里的诗句。读到它，我想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位朋友，他是个在火车道边长大的孩子。他说，他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坐火车旅行的，只是觉得自己是被远方抛弃的人，所以一直想追上去看看，可是一到了目的地，却又发现，故乡已经成为了另一个远方。他说，有一年夏天，他乘坐的火车路过泰安，看见了泰山的头和肩膀，不免骤然一惊，后来连上半身和下半身也看见了，整个车厢里的人似乎都在一瞬间变得肃穆起来，他觉得那是对大自然的敬畏，神一般的敬畏。可火车只是叹了一口气就驶过了泰山，泰安站也重新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地点，而泰山依然是杜甫的泰山，依然是李白的泰山，以至于后来有十几次机会路过泰山脚下，他都因为泰山太深臭，太空灵，而不敢去打扰它天启般的沉思。
想到这些的时候，忽然发觉我已经记不起他的样貌了，但是却可以清晰记得他向我描述过的泰山，比如杜甫的《望岳》，比如李白的《游泰山》。是的，泰山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它可以是人们出发的借口，也可以是人们归来的理由。它可以被深埋在记忆中，任凭时间的敲打，也可以漫游在时间之外，随便人们写写画画，哪怕黎明的光线早已被夜晚涂改过。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孔子说的“仁者乐山”的“山”，指的就是泰山。我把这个想法和别人说起时，大多数人都是一笑了之，偶尔有几个朋友照顾至我的情绪，会默默地看着我点头，却不多说一个字。后来，有幸读到诗人车前子很多年前的一篇散文，里面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泰山在他见过的山中，肃穆庄严，天性一副仁相，用人的脸相来形容它，不是尖嘴猴腮，不是瓜子脸，不是鹅蛋脸，像是国字脸。他说，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现代派画家伊安·费尔韦瑟，在一九三三年，从上海去往北平的途中路过泰山时，灵感突发地下了车，在泰山得到了天赐神示，于二十八年后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寺庙》。这幅画尤为难得的是，画家表现了在西方当代绘画中极为罕见的深奥与空灵的宁静，唤起的是精神生活内在的清静与和谐。
我忽然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再倒流，那么，在费尔韦瑟登上泰山的那一天，在山脚下他会不会已经遇上了孔子？然后两个人因了泰山的缘故，摒弃了国籍和理念上的分歧，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泰山，就来到了半山腰？这时候，那个想象着登上山顶就可以一览泰山盛景的杜甫，正在专注地吟诵着《望岳》，声音吸引了刚刚到来的两个人，一声赞叹之后，三个人相视一笑，随即结伴继续向上攀登？当他们经过了一段最险要的山路，终于来到了山顶，眼前豁然开朗的一瞬间，李白的身影已然等在那里了？
是的，所有关于泰山的故事里一直不缺少这样的人，也许是他，也许是我，更有可能是你。时间只有通过故事被铭记，泰山，也不例外。这座屹立在时光交错中的泰山，它的众说纷纭的故事中，让人无法分清哪个是现实的场景，哪个又是梦幻般的假设。如艾略特所言：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最令人惊心的是，流逝的不是时间，也不是泰山，而是我们。一座山，它是一种记忆，甚至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记忆，它可以是一种旅行的情感，是心灵的脚步，是潮湿的灵魂，是许多盏灯熄灭了又有许多盏灯亮起来，是远远没有结束的阅读和体验。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登进士第，拜校书郎。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已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说曰：“悠悠之谈，何足虑也！”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①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果不悦。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御史中丞卢怡等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遇疾卒，年六十八，谥曰文献。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赠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节选自《旧唐书·张九龄传》）
【注释】①牛仙客：边疆小吏出身，目不知书。
①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
②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
东坡擅画枯木。他有一幅《枯木怪石图》，画中一根枯木盘屈倾斜，艰难向上。那远远逸出的生长的姿势，又 又危险，仿佛随时会坠落悬崖，粉身碎骨。好在画面左下角，有一怪石压一压，便得稳妥。可是，那到底是一株枯木啊。一个人，要经历多少磨难，多少曲折，多少风刀霜剑的打压，才愿意和懂得，落尽花朵和绿叶，只做一株枯木。瘦尽荣华，看轻名利，寄身僻远江湖，做一株沉默不语的枯木。经“乌台诗案”一难后，东坡恰似一株枯木，心灰意冷。好在还有一片茫茫山河来安顿这株枯木，来承载他无言的落寞。在黄州，一株枯木，借文学，在坎坷世间将自己压牢了脚跟，也在大江大河、大山大岭之间拥有了一种高度和空阔。读东坡的枯木图，分明看见，那的冷落萧条，那 身硬骨冷对攘攘朝贵的傲岸。枯，不是衰亡，不是生命终止、永堕黑暗。枯是减法，是生命智慧。那些冷落天涯的枯木，它们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立场，它们只是暂时隐藏绿色，选择 。我想，那枯木的纹理内一定还有滚热的汁液在流淌。那空空如也的枝干，不过是一处深情 的。多难也多智慧的老东坡，以白、以枯，说广大，说无穷。春心不死，枯木逢春才有意义。
运动员体能包含多种要素，① ，举重主要比力量，长跑主要比耐力，体操需要超强的柔韧性，羽毛球则看重协调能力。
研究表明，在由影响竞技体育成绩的各种因素组成的金字塔中，最基础的底部是基础体能，往上是专项体能，再往上是专项技术，最上面才是竞技成绩。② ， 有利于运动员保持稳定的竞技水平，从而延长运动生涯。
一些优秀运动员，平时体能和身体素质训练大概占总训练量的70%。因此，要求运动员体能达标，③ ，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家夏衍先生在《种子的力量》中说，当种子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
鲁迅先生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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