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一 在远古中国，人类进入聚居生活之初，最先用的原始城市平面是非几何形的圆形聚落布局。在群居生活基于理性渐发展以后，圆却渐渐演化为几何图形的方形。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定居，开给有了文字记，形成了讲人伦、重礼治的观念，此前“无意识”地出现的方城形制，则因其体现了统治阶级“王建国，方正位，体国经野"的王权思想，国被周王朝作为“礼制”的内容或化身，融入了城市与建筑。
——摘编自万艳华《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模式》
材料二 唐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其中宫城与皇域主要为城市的政治功能空间，外郭城为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以坊里为区域位，共有109坊，分三种类型。首先是市坊，东西两市，为城市商业贺易功能空间；其次是以居住为主的坊里，为域市居住功能空间；再次是功能单一的坊里，如个别大型寺院、国林、军营校场等独占一坊之地。通过这样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实现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三者分割，互不打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不再严格实行功能分区，逐渐演化成坊市混杂，出现复合功能空间。城市布局虽依然分官城、内城和外城三层，内城的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不仅体现都城的政治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北宋开封的商业功能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荷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复合功能空间的出现使人口的市内流动更加频繁，虽有利于商品流通，便利生活，但一旦发生疫情就会迅速扩散，不利于疫情的预防与控制。
——摘编自牛鹏《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