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 事件 |
| 1459年 | 毛罗绘制地图 |
| 1488年 | 迪亚士抵达好望角 |
| 1492年 | 哥伦布到达美洲 |
| 1498年 | 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
| 1507年 | 瓦德西穆勒绘制地图 |
| 1519年-1522年 | 麦哲伦环球航行 |
材料一
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华夏”建构谱系化，影响了魏晋时期“五胡"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而对黄帝的攀附。这样就使得“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不自觉地继承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夷”。“夷”接受“华夏一汉”的“天下”观和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前现代基础。
——摘编自吴启讷《族群政治型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1492年之前，北美大陆生活着多祥化的土著美洲人族群。使用250多种语言。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西欧移民和非洲奴隶大量涌入。到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时，形成了以欧裔白人“盘格鲁一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族化”。一战时。大量南欧、北欧移民，甚至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乱，不断涌入美国，打破了以两欧为主的移民格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美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到70年代拉关裔和亚商移民的涌入改变着以白人为主的移民结构。2010年，“ 多族化“结构转向拉美裔、非裔、亚裔的混合化模式，族群社区构成了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值得美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现念的广泛传播。为美国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如今，美国“多族化”问题凸显，消解着美利坚民族的公其文化和共同价值。使美国日益陷于族群冲突和社会失序的境地。
——摘编自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材料：1912-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
| 时间 | 地点 | 对联 |
| 1912 | 某地农村 |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
| 民国初年 | / |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
| 国民革命时期 | / | 和为贵，三民主义指导革命； 斗则胜，一切权力收归农会 |
|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 江南农村 | 平分土地，斧头开辟新世界； 阶级斗争，镰刀割断旧乾坤。 |
| 1945 | 成都 | 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 |
| 1949 | / | 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
| 1958 | / | 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
| 1979 | 农村 | 三十年前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三十年后又分地，耕者有其责。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任意两副对联进行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北宋中期，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加大“养兵"。神宗即位之后，“忿流弊之积委。闭时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决定改革。当时各州、府，除了征收正常田赋外。还
有以"贡品”名义征收的各种物资，都由各民户分担。不论年成丰歇，也不问京城各种物资的供需情况。各仓库的库存情况。都不能轻易更换或减少，要按规定运送到京城进贡。当年成差时，百姓只得高价购买以上供。当库存多时，府库多余物资只得出售，而大商人又乘机操纵市场，官府和上贡的民户都深受其害。为解决这一弊端。王安石推行“均输法"。根据当地每年应当上供的数目，首都每年的用度及库存物资的数量之间的综合关系。本着“彼贵就贱、用近易远"(就贱，就近)的原则进行购买，以“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实施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
作为美苏冷战产物的北约自成立至2010年先后进行了5次扩充，其扩充的基本轨述是势力范围东移。美国有官员曾预言，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分几个阶段推进，最终将产生一个欧洲联邦。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宣告自己取得了冷战胜利，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北约开始向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拓展影响。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7国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在失去比邻的波罗的海三国之后，乌克兰成了俄罗斯阻隔来自西方地缘政治压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乌克兰本身长期摇摆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从其自身考虑看，一是俄乌如果发生冲突，可能自身难保；二是乌克兰发展比较落后，想要改变现状，走出因境。北约不断东扩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尽管莫斯科发出了不满和带有威胁意味的信号。但华盛顿却并不掩饰将继续扩张北约的计划。
——摘编自周琦《北约东扩对俄罗 斯的影响及俄罗斯的应对之策》
材料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典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组带。
——摘编自李恭忠《“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