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载 | 出处 |
| “至元元年（1264年）……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 | 宋濂《元史》 |
| 至元十一年（1274年），在泽州有许多因为躲避战乱而没有回家的农民，当地长官主张将他们失去的土地归还之，认为“侯业主至，当析而归之” | 宋濂《元史》 |
|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政府曾下令，“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 |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 |
材料一：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在清朝的前 150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产物，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
——摘编自[加]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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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耕织图，就是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南宋楼璹《耕织图》，是我国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幅体系化耕织图。从宋至清，我国至少问世了数十套系统化的耕织图像，这些图像往往因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而被提倡、刊刻与推广。出于各自的不同目的，中国古人创作了《耕织图》等诸多与农事生产相关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又是为谁而作呢？创作出来之后它们又发挥了何种实际功效或影响力呢？ ——摘编自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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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图与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著作。南宋楼璹《耕织图》就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 ——摘编自臧军《楼璹＜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明楼璹，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 ——摘编自[明]宋濂《题织图卷后》等 楼璹将《耕织图》的创作完成与楼的“以课最闻”并述，应是以《耕织图》证其劝课农桑之绩。《耕织图》的创作，也确实为楼璹后来的一系列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 ——摘编自张万刚《楼璹＜耕织图诗＞研究》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耕织图》创作的目的或功效，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样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文化影响甚巨。
——摘编自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一：“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及祝文”（如图），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就见于古代文献。但因没有明确记载和实证，石室的具体位置久无定论。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个山洞——嘎仙洞石室内的石刻祝文。其文字内容不仅与《魏书•礼志》中记载的北魏皇帝此次祭祖的祝文文字基本相同，且多出78字。由此得以确证嘎仙洞即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北魏拓跋鲜卑族石室祖庙，由此证实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拓跋族鲜卑部的发祥地。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9页
材料二：公元 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强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