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代中后期，大都城市人口对海运米极度依赖，“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341年，出现过“海运不给”的问题。1351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翌年，张九四起义军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海道，运道遂梗。元代后期，京畿地区水、旱、蝗、雹等自然灾害频繁。据《元史·五行志》统计，大都地区自中统元年至至治三年的63年间，危及人民生计乃至生命的灾害计有48次。大都与近畿人口饥疫、流离、死亡的过程随之加速。早在元至正初“海运不给”之后，至正九年（1349年），即已开始于京畿和籴（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并重新整治运河。与此同时，元朝政府实行大规模畿内屯田，虽属权宜之计，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韩光辉向楠《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材料二：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城市人口的剧增，带来了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了多项决议支持运河和铁路的修筑，推动了国内不同地区的粮食互补，以增强城市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下，政府废除了《谷物法》（1815-1846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支持从国外大量进口小麦。据统计，英国19世纪30年代进口粮食比重为2%，19世纪60年代增至24%。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顺应了英国的社会发展进程。
——摘编自贾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材料一：亚里士多德以为天体是种神圣而不腐坏的，和我们有缺陷的世界是不同类的，而今人们却这样把天体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证明天体也按照伽利略和牛顿根据地面上的实验和归纳所得到的力学原理，处在这个巨大的数学和谐之内。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牛顿革命”。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材料二：人们由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所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一个按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唯物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到18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知识精英大多已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此情况在法国尤其突出。……伏尔泰写道：“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定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不把这些定律放在眼中，完全任性地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孟德斯鸠研究“法”的精神，其主旨也是希图确定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启蒙思想家们在牛顿革命启发、激励下所进行的种种思考。在历史上层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由于牛顿学说本身的机械决定论性质，充满机械唯物论精神的启蒙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武断（主要是忽视了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因而在起正面作用的同时往往也会造成种种负面后果。
——摘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