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一举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大至赋税结构的演变，小至某项税额的增减，一概由官府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偶然出现商税超过农税的现象自然是官府控制的结果。
——摘编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一县的建制，根据县的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财赋多寡等方面，将县划分为一、二、三等。“县设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于不抵触中央及省之法令范围内得发布县令，并得制定县单行规则”。县政府设县长一人，负责综理全县行政事务，有权任免县政府职员及县属区长、乡长等。
——摘编自张皓《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美国制宪者认为，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权利托付于情绪化的民众，缺少一种精英的理性慎思明辩和权力的必要集中，其后果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政治……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力的但又受到约束的政府。代表们既想建立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又要竭力保护各州已经拥有的重要权力；他们既希望联邦政府的权威得到有效的施展，但又要防止不同利益集团对政府权力的垄断；他们既反对贵族或寡头政治，又害怕简单无序的“暴民政治”，正因为有这些忧虑，1787年的宪法格外注重权力的分割与制约。
——摘编自万绍红《共和主义与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等
材料一：从11世纪开始，英国农业技术持续进步，但耕地数量有限，而人口却持续增长。……为了缴纳高昂的税收，大部分的农民开始出售更多的农产品以换得现金。这就打开了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贸易模式新局面，一些当时视之为奢侈品的货物，如香料、丝绸、水果、皮草和美酒等，也开始了长途贸易。同时，大量农奴逃往城市。一年零一天，是逃亡农奴进城后获取人身自由的时间标识，而“自由人”（freeman）则是自治城市早期市民的正式称呼。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工商业活动也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的理解。
材料二：英国近代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进行的。从1750年到18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0%提高到了50%。1861年，全英国就已经有16个城市人口超过了10万。到了1911年，人口过10万的城市增加到了42个。英国的近代城市化运动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多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对经济并不干预，对城市建设也没有规划。这样的城市化发展就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英国的城市化开始之前，英国经济的重心集中在伦敦和伦敦的周围区域内，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原有的经济发展很好的城市却逐渐衰落，新的城市都建立在西北部地区，而英国的人口和经济投资也向北移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一：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走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顾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摘编自廖育群《岐黄医道》
材料二：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摘编自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