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材料一:一个成功的大一统帝国,必然也是能够成功与商人集团合作,接纳商贸秩序的帝国。唐王朝得到粟特人的协助,得以成功地经略西域,一旦双方决裂,唐人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就永远失去了中亚。宋元能够从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获得好处,也是因为友善阿拉伯商人。明初一旦禁海,有不在少数的临海子民参与或主导倭寇组织。
——摘编自张笑字《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材料二: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一直是欧亚商路的主宰者。从7世纪开始,来自波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水手和商人开始学着借助季风的力量前往印度。到8世纪20年代,穆斯林水手最远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唐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中国的艺术明显受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宋朝依然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
——摘编自(英)安德鲁《世界史》
分析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商贸与文明”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