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
材料一：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拔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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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 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意为避免与外国决裂)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
——摘编自刘慧娟《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64 年 4 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时， 奕䜣曾初步提出国家主权问题。他运用有关领海的国际法理论，成功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李鸿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指出，倘若外国要求之事“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因万国公法直斥之”。 1868 年“修约”期到来之前，曾国藩也主张中国应“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提出的一切要求，认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后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 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
——摘编自施建兴《国际法输入与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发轫》
材料一：古代《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时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南宋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摘编自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
材料二：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个性主义、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