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晚清财政左支右绌，不得不举债以纾财困。甲午战争前，黄遵宪等人呼吁“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遭到部分国人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各强国都有举借公债的财政经历，独我国向来只有鬻爵捐输，而无国家借债之习惯与经验。他们从传统爱国伦理出发，呼吁政府可汇民众报国之心筹集内债。这影响了清廷中枢财政决策，清廷随即发行了爱国公债等多只内债。但是，清政府“未能立信用于国民，而于财币交易，尤多留不信之历史。就令激于公义，或加以强制”，最终募款寥寥，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据毕学进《“由外而内”：晚清外债善恶之辩到内债思想萌生发端》
材料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中华东区分担45%，上海又占华东区的66.6%。针对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虑，党和政府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和1950年春节宣传结合起来，制定购买公债的口号和标语，开展以工商界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的认购竞赛。上海组建了市级、区级、办事处的公债推销的纵向组织，又按照行业成立了推销公债的行业组织。截至1950年8月，上海市共认购29968956分，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认购任务。公债的成功发行不但弥补了一部分财政赤字，也让新生政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成功地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建构在同一劝募网络之中，在实现从革命到建政和执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孔祥成等《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20世纪60年代，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外向型经济并未随着独立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慢、程度低，这意味着，非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自己之上的。宗主国控制着原材料价格，通过压低价格、转嫁危机使得非洲只能处于被剥削的依附状况。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国家两次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1980年用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可换回一辆卡车。独立后这种单一的外向型经济不仅没改善还被不断强化，与此同关让时非洲进一步贫困化。
——据马汉智等《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当代非洲的道路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