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我考上了医学中专，我很迷恋打针，找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作老师，向她学会了注射术。
每日的下午，我放学归来便给病人打针。一连数日，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这天我又开始做着注射前的准备：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煮着针，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要煮的时间。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打开针锅观看，见里面的水已烧干，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煳，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把药抽进针管，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猛刺。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
我一次次捋直后又往下扎，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针进不去，我那邻居的皮肤上，却是血迹斑斑。我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 ， 眼泪已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病人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针头退了火，隔一天吧，这药隔一天没关系。”
病人走了，我哭得更加凶猛，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隔一天吧……”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找我打针了。
材料一：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材料二：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祝福》（节选）
材料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跟各色人等都有生意上的往来，不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给一些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已经记不起这些船主要开往什么地方，不过我想，其中有些是开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现在还记得，这种买卖的结果之一是有了许多空瓶子。于是有一些大人和小孩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塞上合适的软木塞，或者是在软木塞上封上火漆，盖上印然后还得把完工的瓶子装箱。这全是我的活儿，我就是雇来干这些活儿的孩子中的一个。
连我在内，我们一共三四个人。我干活儿的地方，就在货行的一个角落里。昆宁先生要是高兴，他只要站在账房间他那张凳子最低的一根横档上，就能从账桌上面的那个窗子里看到我。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他家还有别的亲人——我想是他的妹妹吧——在那儿扮演哑剧中的小鬼。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更不要说跟斯蒂福思、特雷尔那班人比较了——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当时我感到绝望极了，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深地感到羞辱。我年轻的心里痛苦地认定，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喜爱的，以及激发我想象力和上进心的一切，都将一天天地渐渐离我而去，永远不再回来了，凡此种种，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绝非笔墨所能诉说。那天上午，每当米克·沃克离开时，我的眼泪就直往下掉，混进了我用来洗瓶子的水中。我呜咽着，仿佛我的心窝也有了一道裂口，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似的。
现在我已相当练达世故，几乎丧失了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当时那么小就这么被人轻而易举地给抛弃了，就是现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个才能优异的孩子，一个具有很强的观察力的孩子，机敏、热心又纤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伤害，却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半点为我着想，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没人为我着想，而我年方十岁便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小苦力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就设在河边，位于黑弗莱尔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现代的改良举措改变了，不过那货行还是一条窄窄街道尽头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条窄窄街道弯弯曲曲从小山上下来直达河边，街尽头有几级供人们上、下船的台阶。那房子相当破旧，但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后是一片泥，事实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镶板房间的颜色已被一百多年的污垢和烟气改变了，它的地板和楼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争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败和龌龊；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就在眼前。就像当年被奎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过这一切一样历历在目。
帐房的钟指到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饭了。这时，奎宁先生敲敲帐房的窗子，作手势要我进去。我进了帐房，看到那里有个胖墩墩的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色紧身裤和黑鞋。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决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他把那宽宽的大脸完全转向我。他衣衫寒酸，却戴一条很打眼的硬假领。他的手杖挺帅气，上面还系了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还挂了个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饰物，因为他几乎从不用它看什么东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见什么。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那位陌生人说，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尊下交的语调，还有那种从事上流职业的无法形容的文雅气派，“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我希望你贵体无恙，先生。”
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当时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时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谢天谢地，”那陌生人说，“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把我那现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当作——简言之，出租——简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发出勇气说，“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那陌生人挥挥手，把下巴搁进那硬衬领里。
“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哼！”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识。他给我们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户，我们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请他替你安排住处的信，并愿意收你当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都会路，温泽巷。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发出勇气说，但还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态——“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见，”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见闻尚不甚广泛，要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时都会路——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发出勇气说，“你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很高兴今晚来这里，用最近的路线的知识将你武装起来。”
我真心真意地谢了他。因为他竟愿意费神，真是太热诚了。
“几点，”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八点左右。”奎宁先生说。
“大约八点，”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戴上帽，夹着手杖，身子挺得笔直地走了出去，哼着曲子离开了帐房。
就这样，我正式被奎宁先生雇在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我记不清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确定，我倾向于是六先令；先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我相信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的）。
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示对他的那种派头的敬意，然后我们一起朝我们的住宅走（我想，这时我也该这么说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弯住房屋式样都教我记住，这样明天早上我就不会费事地找到回去的路了。
……我见到或听到的来客全是债主。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来到，其中一些还好凶。有一个一脸脏兮兮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钟就钻到走廊里，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说：“下来！你还没出门呢，你知道的。还我们钱，好不好？别藏着，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可鄙。还我们钱，好不好？你要还我们钱，听见了吗？下来！”这番辱骂得不到回应，他就气得骂出“骗子”、“强盗”，而这样仍得不到回应，他就走到街对面，冲着二楼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这时，米考伯先生好生伤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从他太太的尖叫声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对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会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着曲子出门时，那神气较平日还更像个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一样的弹性。我曾亲眼看到她在三点钟时被法庭批下的帐单和讼费单逼昏过去，可是四点钟时，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热麦酒（这些是当掉两个茶匙后买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昏倒在火炉前（还带着双生子中的一个），头发披在脸上，原来法庭刚刚强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给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告诉我他们过去的交往，我再没见过她那样兴高采烈过了。
……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进市里最高法院的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末日降临了——我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午前看见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戏。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翰。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作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待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待了六个礼拜了。这件获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