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访问托尔斯泰故居。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到了俄国，能不去拜访托尔斯泰吗？他给了我们那么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们激动，引发我们思考，给我们无比美好的享受。我们怎么能不心存感激？托尔斯泰庄园，名字叫雅斯纳亚·玻里亚纳。庄园远看是一片非常美丽的森林。粗大的角树、菩提树，美丽的桦树，蓬勃潇洒的枫树，远近高低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个个高大俊美。雨珠挂在树叶上，在一片翠绿中间，亮晶晶，好像散落的水晶。散发着香草、泥土香的空气，延伸至村外的林荫道，让人轻松愉快。四周有河流环绕，还有几个小的湖泊，湖边停靠着捕鱼的木船。托尔斯泰的故居就坐落在这一片森林中。两层楼，不算很大。漆着白和绿的油漆，与森林合为一体，很美。天气好的时候，阳光透过绿叶，洒向空地，明媚灿烂。
玛丝洛娃的绝望
【俄】列夫·托尔斯泰
①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想着心事。
②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要么嫁个长官，或者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他们都是色鬼，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从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
③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④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后来的遭遇使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⑤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玛丝洛娃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玛丝洛娃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
⑥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玛丝洛娃虽然熟悉这条路，但或许太兴奋，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玛丝洛娃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打牌。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着椅背，脸上泛着让玛丝洛娃感到神秘奇怪的笑容。玛丝洛娃急切地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火车缓缓开动了。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她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来。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粗暴地把窗子放下，这时玛丝洛娃彻底看清了仅一窗之隔的这张陌生的脸上那神秘奇怪的笑容。
⑦火车加快了速度。玛丝洛娃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玛丝洛娃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⑧“阿姨！卡秋莎【注】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⑨“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玛丝洛娃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⑩玛莎害怕了，搂住她湿淋淋的衣服。
⑪“阿姨，我们回家去。”
⑫“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玛丝洛娃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⑬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⑭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她不再相信善了。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节连自《复活》，有删改)
【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名字。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儿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它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打开顶针般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只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长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时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带微笑。他手里总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有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地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在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
“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
“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
“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王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有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儿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老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坏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了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施圣水的人
莫泊桑
修车匠比哀尔和他的妻子贞妮上了饭桌后，发现唯一的儿子让不在家，他们到园子里去找，没有找到5岁的儿子。这位父亲在路边使劲喊着：“让！”——夜来临了，天边充满棕色的雾气，一切都隐进阴暗怕人的远处，没有一点声音回答，但空气里隐约有呻吟声。这位父亲听了很久，总觉得听到什么东西，于是昏头昏脑地在黑夜里不断地叫着：“让！让！”他这样一直叫到天明。他的妻子则坐在门前石头上，一直啜泣到天明。
他们卖掉了房子，动身去找儿子。很快他们就没有钱了，他们白天靠别人的剩饭过日子，晚上睡在地上忍受风寒。有一天，一个听他们申诉过不幸的旅馆老板对他们说：“我知道有个人丢失了女儿，后来在巴黎找着了。”他们立刻上路去巴黎。当他们走进那个大城市的时候，被它的庞大和往来行人的熙攘骇呆了。他们不知道如何着手寻找，还有，他们怕认不出儿子来，因为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们访问了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街道，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停留。他们常常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互相依傍而神情那么忧郁。有几次他们相信认出让了，但总是错了。
在一个教堂门口，一个施圣水的老人成了他们的朋友，他的身世也很悲惨，他们对他的同情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三个人一起住在一所破烂房子里。有几次，当老人病了的时候，修车匠便去替代。冬天里，托圣水器的老人死了，教区神甫指定修车匠来顶替——神甫听过他的不幸。
修车匠每天早晨坐在教堂门口的同一把凳子上，定定地看着进去的那些人。
他变得很老了，在拱门的潮湿下变得更虚弱。
有一天，来了两位太太。一位年老，一位年轻。她们后面出现了一个男子。男子在献过圣水后，挽了那位年老太太的胳膊。
这个修车匠一直到晚上都在从记忆里搜寻，以前在哪儿可能见过一些像这位男子的人。可是他想起的人现在应当是老人了，因为那人像是他年轻时在老家那边认识的。这遥远而又熟悉的隐约相似，竟使这位老人烦扰不安，他找来妻子帮助恢复衰退了的记忆。
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三个陌生人又来了。当他们走过的时候，施圣水的老人问道：“喂，你认识他吗？”
妻子心绪不宁地尽力回忆。忽然间，她用很低的声音说：“是……是……只是他更黑更大了，更结实了，穿着得像个先生。可是，你瞧，就是你年轻的样子。”
这个老人吓了一跳。
这确实，是像他，并且像他死去了的兄弟。他们如此地激动，找不出什么话来说。这三个人下来了要出去了。那位男子用手指碰了一下圣水器。这位老人的手抖得这么厉害，圣水洒了一地，他叫道：“让？”
那个男子站住了，看着他。
他压低了一点声音说：“让？”
那两个女人看着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第三次抽噎着说：“让？”
那个男子弯下身，弯得很低很低，距离老人的脸很近很近，于是一缕童年的回忆点醒了，他回答道：“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
他完全忘记了家乡的名字，但是他总是记着曾经反复叫过的这两个名字：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
他跪下来，脸贴在老人的膝上，哭了，一个接着一个地拥抱他的爸爸和妈妈，他因为无法衡量的欢乐而透不过气。
他们到了让的家里，让讲述他的故事。
一个杂耍班子将让拐走了。三年之间他跟他们跑了许多地方。后来那个班子散了。一个宅邸里的老太太出钱把他留下了，因为看到他可怜。那位老太太没有孩子，给让留下了她的财产。他也找过他的双亲，但是因为只记得这两个名字：爸爸比哀尔，妈妈贞妮，没有能找到他们。
当这两位老人述说他们的痛苦和疲劳时，让又拥抱了他们一次。他们这一晚一直不敢躺下，怕拋弃了他们这么久的幸运会在他们酣睡的时候悄悄逃离。
（有删改）
复活（节选）
列夫·托尔斯泰
【在玛丝洛娃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之后，聂赫留朵夫经过打听得知经法庭判决过的犯人关押在什么地方，要跟这类犯人见面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不管他们拿他怎么办，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厉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决定作用。
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玛丝洛娃吗？我当然知道。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问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我建议您到那里去问一下。”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害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要不是我弄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又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象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仿佛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到过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约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旧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
“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发表过种种怪论。您倒想想，他是陪审员，竟发现被告中有个女人被判服苦役，他说他玩弄过她，现在打算跟她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厉害。”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有点不正常。”
“可他已经不太年轻了。”
“嘿，老兄，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伊凡申科夫可真把人烦死了。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简直叫人受不了。”
“干脆得制止这种人发言，要不真是十足的捣乱公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