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氏春秋·季春纪》 |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
| 《黄帝内经》 |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向大小，病状相似。” |
| 东汉张仲景 | 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 |
| 隋代巢元方 | 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 |
| 明末吴有性（又可） | 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 |
材料一 秦时，始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即使焚书坑儒时也“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使得先秦的医学成就不至于毁于一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为了稳定社稷，西汉政府施行保育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的政策，为此方术备受推崇。西汉中期，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工商业者的限制政策，使得已被纳入“工”阶层的医者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治人”为本、“治物”为末的思想极大地制约了医学的发展，但是西汉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摘编自李晓芳《西汉医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材料二 宋代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欧阳修、王安石、富弼等都参与到古医术的整理工作中。至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种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宋刑统》中有关于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是医疗领域的一大进步。根据政府规划，中央设置翰林医官院，地方州郡设医官制，并创办太医院和地方机构负责医者教育与培训。此外，还设有国家药政机构和官办药厂和药店，将药物列为专卖品。在医疗救助领域，官办的福田院、漏泽园等医疗慈善机构也极大地提升了两宋的医疗水平。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成为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推动了古代解剖学、病因学等科学的发展。
——摘编自傅维康《中国医学通史》
材料一：医疗福利制度是宋代政府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宋代出现了“医政”概念，通过医政来推行医疗福利，同时它还抑巫扬医、培养人才、加强对医疗人员的管理。宋代的医疗福利对于皇族及官员采取了保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军人采取了防病、医疗、抚恤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平民百姓则采取建立医疗机构和药局机构的制度及措施，同时对于弱势群体采取法律保护。此外，宋代以建立义冢的方式，掩埋无主尸骸，预防疾疫发生，形成了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系统化社会福利体系。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国贫民弱，医疗卫生状况十分恶劣。1949年11月，卫生部成立时专门设置了妇幼卫生局来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1950年，《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即应该接种牛痘，并且是免费接种。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于1952年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53年，毛主席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同年，卫生部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对于医务人员，要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党的领导下，建国初我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钟冰《建国初期党的领导集体的医疗卫生思想》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将防疫行政隔离纳入法治轨道。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祗。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材料二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
——《近代文化视野下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