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戏曲辉煌的年代，看戏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在给民众持续带来欢乐的过程中，戏曲也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秦华生认为，近几十年来，戏曲之所以逐渐萎缩，虽然跟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有关，但就戏曲自身而言，娱乐性减弱，跟观众的互动也越来越少，导致了戏曲越来越曲高和寡，脱离民众。“观众花钱买票进戏园子，首先是找乐子的，而不是花钱去接受说教的。”
新媒体为丰富戏曲的娱乐性，提供了手段和路径。比如，越来越多戏曲人开始在网上直播，用全新的方式表演传统戏曲。像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长粤剧、京剧、川剧等传统艺术。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戏曲也开始跨界进入网游、手游，把戏曲的娱乐性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武侠手游《楚留香》携手浙江昆剧团，将昆曲戏服“穿”到了游戏中人物的身上：成年女性款式色调温婉柔美，发饰点翠精美动人，上身后应了那句“如花美眷”；成年男性款式色调清雅宜人，剪裁潇洒飘逸，体现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除了服装，昆曲风格的宅邸家具等也被植入游戏中，很多从未接触过昆曲的青少年，却通过游戏认识了“木兰花·桌”“木兰花·椅”与木质雕花屏风“锁南枝·杂”。
（选自人民网韩业庭《新媒体为戏曲搭好传承舞台》）
材料二：
戏曲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毋庸讳言，其传承发展遇到了困境，观众逐步流失、市场慢慢萎缩，令人担忧。一些戏曲人士自恃正宗，不肯轻易改变，但相当多的观众觉得戏曲要与时俱进，否则看戏的观众会越来越少。在文化市场多元丰富的今天，如何守正创新，让戏曲在文艺百花园中风采依旧，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戏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产物，为人民服务是其不变的宗旨，创新是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体现。针对社会转型、消费多元的现实，戏曲界有识之士为冲出困境，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围绕现实生活创作剧本，利用声光电技术革新舞台呈现，借助网络技术提高传播效果，引入时尚元素改善传统唱腔，为传统戏曲融入时代闯新路。20世纪末《前门情思大碗茶》是一首京味儿十足的戏歌，让听众在大碗茶里，细细品味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近来李胜素的《梨花颂》更是让人在长恨一曲千古迷中，感受到京剧梅派唱腔的新魅力。这些时代经典一经推出，再经网络传播助力，迅速成为大众喜爱的“网红”。谁说戏曲没人喜欢了？只要你真心为民，不断创新，戏曲就会冲出困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重视活跃在民间的“草台班子”，使其成为壮大戏曲传承发展的有生力量。面广量大又常年活跃在城乡演出市场的“草台班子”，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正是他们的存在，维持了戏曲传承脆弱的生态。政府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民间的“草台班子”；国有文艺院团主动传帮带，给本子、送曲子、圆场子，引导其不断提高艺术层次，为戏曲传承多做贡献；“草台班子”也要虚心学习，不为暂时的生存困境所忧，不为一时的市场票房所惑，时刻牢记文化人之责，以成风化人、雅俗共赏的精品力作提升艺术层次，吸引更多的戏迷，为戏曲繁荣发展多做贡献。
戏曲名家与百姓大家互动，厚植戏曲传承发展土壤。戏曲传承关键靠人，戏曲市场开拓关键在培育。面对断层的消费群体，我们在巩固中老年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花费更多的精力培育年轻消费群体，让欣赏戏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戏曲名家要率先垂范，改变戏曲界少数人抱残守缺的观念，主动扛起戏曲振兴大旗，回应时代关切，深入基层、扎根群众、问计于民，从观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观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用好戏锁定票友，黏住戏迷，扩大受众，以水滴石穿之功，改善戏曲传承生态，把与戏曲渐行渐远的年轻观众重新拉回戏院，不断扩大戏曲传承的“朋友圈”。
（选自光明网李广春《怎样扩大戏曲的“朋友圈”》）
材料三：
近几年，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措施出台，戏曲市场呈现明显回暖迹象。但现状是否就如数据那般乐观？繁荣之下有哪些不足？具体实施和既有政策之间还存在哪些差距？
从剧目创作看，近几年各类艺术节和剧目展演取消烦冗奖项、强化基础评论等措施让各院团更加潜心投入创作，加之国家艺术基金等各类资金对优秀剧本和舞台创作的大力扶持，新作品孵化有了坚实保障，数量相较前些年也有大幅度提升。但这其中现象级、极具人气和口碑的佳作并不多，作品打磨率、复排率、演出率和知名度并不高。好的艺术创作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需要“七稿八稿，没完没了”地提升，大量成本及资源投入，把选择好题材，提高作品的成活率视为根本。
再看演出和观众数据，与前些年相比确有显著提高，剧场中黑头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观众的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以演员或是院团为中心的“粉丝群”借助新兴的传播方式聚集起更多年轻观众，着实令人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名家名剧名院团的演出虽很火爆，观众数也一直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基层院团常规演出、青年演员日常演出以及下基层、进社区的普通巡演，数量及上座率却冷热不均、参差不齐。老年观众和青年观众在剧目选择上泾渭分明，老年人明显倾向于传统老戏，青年观众更乐于接受新编戏和实验戏，这种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偏食”对戏曲长远发展亦有影响。
（选自《人民日报》宋芳科《戏曲“热”发展中的“冷”思考》）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
《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风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薔，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已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凤、宝玉、黛玉。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自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胃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威廉斯是美国著名诗人，因其意象派诗风为人们所熟悉，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持有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暴发的流行性肺炎给了医生威廉斯记录历史的机会。在他的作品中，《去传染病院的路上》就是他接触和诊治传染病的证据。这首诗收录于诗集《春天与一切》，正如题目所示，威廉斯描述了这条通向传染病院路上的荒凉景象，并以此抒发自己在自然法则和人类生存方面的反思。当威廉斯说“传染病医院”时，他指的是当时单独为传染病人准备出来的建筑，而这所传染病医院很可能是现在新泽西州的圣玛丽教堂的前身，原本是安置和治疗患有传染病的病人的地方。谈及此次流感时，有学者在《卡夫卡与西班牙大流感》一文中猜测：“这次流感因为首先由西班牙媒体报道出来，因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其实流感最初是在美国军营中暴发的。”虽然这次席卷世界的流感在1920年逐渐退场，但它留下来的阴霾远未退去。
在《自传》中，威廉斯这样记录这场毁灭性的流感：“流感袭来，我们医生每天出诊六十次。我们其中有人感染了病毒，有些年轻的医生去世了。我们没有有效的方法克制这种席卷世界的病毒。”由此可见，威廉斯是这次大规模流感的见证者。
（摘编自陈浩然《春天里的威廉斯：值得敬仰的医生》）
材料二：
基辛格曾说过：“中国有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文明展现出的不竭力量，印证了基辛格的睿智。
回望来路，展望未来，指引中国在较快时间内走出困境，同时又苦人之苦、迈出国门扶危济困的，是千年文明滋养出的中国人克己复礼、坚韧不拔的品格，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民爱物、乐善好施的基因，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情怀。
仁政爱民，以人为本。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之时，是生命第一还是经济至上？中国先贤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领导人就发出坚定而明确的指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将其贯穿于中国抗疫行动的全程。已经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季度经济较大幅度下滑，这背后是以人民生命安危为首要关切的决心。
审时度势，灵活应变。遭受病毒突然侵袭的中国展现了让世界瞩目的决断力、行动力和灵活应变的能力。来中国考察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高度评价中国人因地制宜、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感慨道，面对无药无疫苗的困境，中国人“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饮水思源，投桃报李。对于在中国困难时刻伸出援手的人，与中国“风月同天”的人，中国都回馈以“与子同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从困境中逐渐走出的中国，已经把援助物资送到了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感怀中国雪中送炭的恩情，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吻五星红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英、法、德三种语言录制视频讲话感谢中国帮助；柬埔寨网民用民歌《刘三姐》旋律配上柬语歌词，向中国医疗专家组表达谢意：“多谢了！多谢中国亲人们，就算没有好饭菜，却有一首家乡的歌送亲人。”
义之所在，坚定前行。人不知而不愠。对诟病自己的人，中国也不吝伸出援手。美国医生通过视频会议从中国同行那里获得了宝贵的诊疗经验。中国捐助的一千台呼吸机等抗疫物资运抵纽约，州长科莫也在社交媒体上深情致谢。怀着人溺己溺、民胞物与之心，中国向许多遭疫情肆虐的国家伸出仁爱援手，却被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媒体以政治化的眼光曲解乃至诋毁。然而，中国没有因为种种杂音，就放弃对痛苦的悲悯、对生命的救助，没有放弃对人间大义的坚守。
覆巢之下无完卵，小小的病毒以卷席之势不分国界夺去地球村里大量生命，肆虐的疫情前所未有地把所有国家锁定在一条“生命方舟”上，世界人民面临一损俱损的困境，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命运与共的事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先贤以“天下之目”洞悉了四海繁荣的秘密，与久远以来对“大同世界”的憧憬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以坚定信念，笃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路免不了荆棘，而中国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就是那道光，穿透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
（摘编自李蓉《中华文明之光在抗疫中熠熠生辉》）
材料三：
自尼克松以来，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国和美国还是进行了合作。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是一个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使宣传战降级。第二，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说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一个先例，那么在第一波新冠病毒疫情消退之后，未来我们还将会看到几波疫情来袭，因此人们必须更好地做好合作的准备。第三，新一波的新冠病毒疫情将影响应对能力较差的穷国，中国和美国应该宣布慷慨捐款，让联合国设立新的基金来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该基金向所有国家开放。第四，鉴于人类对这种新病毒仍有很多需要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应该恢复十年前就存在的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广泛联系。更好的做法是，增设两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保障，减少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
（摘编自约瑟夫·奈《中美应“合作式竞争”对抗疫情》）
材料一
近日，一篇《我半年工资，养不起一个暑假里的孩子》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引发众多家长的热议。数学课200元一节、新概念英语2000多元一期、钢琴课450元一节……各种培训班账单被家长无奈地称为“碎钞机”。据《扬子晚报》13日报道，在参与相关线上调查投票的348位网友中，超过三成网友表示孩子暑期补课花费已经超过万元。其中南京一位初中生表示，她光数学就上了3不同类型的课程，还上了钢琴课等，花了好几万元。一位家长补充说，这些花费仅是上补习课的费用，如果加上购买辅导资料、课外书，外出旅游或者各种游学夏令营，1万元是远远不够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暑期疯狂补课呢？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首先是家长和学生被升学压力裹挟，为了进好学校，大家都很焦虑。家长普遍抱有这样的心态：班上成绩好的学生都在补，那其他学生还能不补吗？
（摘编自《扬子晚报》全媒体）
材料二
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同年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为1.82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 而根据新浪数据中心此前联合某教育机构发布的《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报告》，在为补习“埋单”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学生每年参加课外辅导的花费为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为教育培训花费达2万以上。
作为校内教学的有益补充，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承载起学生对于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和分众化的需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民办教育培训行业风生水起，被受众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
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整个民办教育培训行业中，近95％的市场份额被众多中小型机构占据，几家大的教育培训机构所占份额不超过整个市场份额的5％，相对而言，对小机构的监管更难，对主管部门的挑战更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分析，“还有一个数字让人忧虑，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到20％，这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直接表现为：机构违法违规成本低、教学质量无保障、价格机制混乱，聘用的教师无资质、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流动率过高，教学无保障等”。
“在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之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虽然叫培训机构，听起来属教育范畴，但一定程度已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大量机构为公司性质，在工商部门注册。尽管有少量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前置审批，教育行政部门对其监管力度也还不够。”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5日）
材料三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立表示“学生家长过度关注孩子成绩，通过校外补课的形式片面追求成绩，这影响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绿色升学率’。”
“减负是全社会的问题，应多方联动解决。”四川青神中学副校长王晓梅认为，学校应坚决执行为学生减负的相关政策规定，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模式，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推进课堂和课程改革，向课堂要质量。
社会上的“文凭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不断为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推波助澜。不管待聘岗位对人才类型有何特殊要求，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都要求岗位申请者的本科出身必须是“985”或“211”大学，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种失范行为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号称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对基础教育不择手段地索取高分学生。当学校、家长和孩子都盯着全国这一百多所大学的有限席位时，其竞争之惨烈、后果之严重着实难以想象。既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社会就有责任与教育理性沟通，为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给教育以正确导向。
（摘编自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材料一∶
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集中展示了我国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貌和保护成果。目前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舞蹈类项目共有131项，占该名录总数的9.5%。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舞蹈普查时，调查统计出的两千余种传统舞蹈项目，20年间已经消失了853个，占当时统计总量的近37%，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区三分之二的舞蹈项目已经消失。
在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中，表演单位有两大来源，专业艺术院校占了比较多的比例，还有一些属于群文系统（如群众文化馆，镇、县等演出队）。但是纯粹的非遗队伍应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非职业演员、艺术院校的学生及演出队等。非遗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产生于广大田间地头、基层土壤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涉及社群、部族乃至村庄独特的信仰，其核心在文化。非遗表演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即使把农民请来剧场，它也变了味道。虽然农民们没有到场进行表演，但是中国非遗舞蹈展演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传播了对舞蹈类非遗的重视，代表了文艺界对舞蹈类非遗的全新思考。
摘编自《唤醒青年人对中国传统舞蹈的记忆》）
材料二∶
华夏大地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歌舞都自有体系，各具特色。大概是先祖在远古时代受到大千世界的启发，大量舞蹈起源于对动物动作的模拟，依托飞禽走兽可以萌生千姿百态的美丽舞蹈。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龙舞”自然就成为重中之重。起源于唐宋的铜梁龙舞在全球的龙舞艺术中最为有名。年近八旬的黄廷炎老人就是铜梁龙舞的传承人。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革除弊病，将其融入了故事情节，创新出“五功合一”的舞蹈技法。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伴随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习俗和审美喜好，各式各样的舞蹈应运而生。多姿多彩的舞蹈演绎着各民族流传久远的历史传说，倾诉着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表达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今天，保护和传承非遗，不是仅仅对以往简单地复刻拷贝，而是要把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化为面向未来的强大动力。
（摘编自《拥抱身边的非遗》）
材料三∶
在我国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保护和培养传承人。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对非遗舞蹈传承人进行命名，使社会大众更加尊重和关注非遗舞蹈继承人及非遗舞蹈艺术。自古以来，“身授”是舞蹈艺术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若无“身授”，那么舞蹈艺术就无法继续传承和发展。因此，对非遗舞蹈来说，有无继承人直接决定着这种舞蹈艺术能否专承和发展。而大力培养舞蹈专业学生学习非遗舞蹈艺术，能有效促进非遗舞蹈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还需要注重收藏和保护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文献记载、影像资料等。我门可以组织该非遗舞蹈的传承人以及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归结成档案保存起来；也可以将其编写成教学材料，用于非遗舞蹈的教学和推广活动；更有必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其进行数字化储存，未来就可以利用VR、全息投影等技术将其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避免因没有继承人而使非遗舞蹈彻底断绝。我们要注重构建非遗舞蹈的传承发展平台。目前，我国多在此方面都展开了实际的行动。另外，我国各种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纷纷崛起非遗舞蹈也应该找寻自己的网络传播平台，使年轻人更加了解和关注非遗舞蹈艺术。
（摘编自《新时代非遗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思考》）
材料一：
近日，在不少地方的倡议下，制止浪费成为商家和顾客的共识；宣扬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的直播不见了，推广绿色健康饮食理念的直播受到追捧；节约粮食和资源，杜绝任何形式的浪费，成为许多家庭家风家教的重要内容……连日来，中央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得到全社会热烈响应，凝聚起崇俭抑奢、反对浪费的强大正能量。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严厉要求，到“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的严令禁止，再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的热情动员，国家高度重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饮食风尚不是小事，通过这个小切口，可以推动价值理念的大革新、经济活动的大升级，可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健康生活为目标，来一场饮食文化“绿色革命”，可谓正当其时。
让饮食文化简朴俭约起来。《资治通鉴》里讲：“俭约，所以彰其美也。”苏轼感慨：“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素为中国人所反对，物尽其用、利用厚生素为中国文化所提倡。勤俭节约这个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家宝”，无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都不能丢。当下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只有驰而不息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断扭转讲排场、比阔气的错误观念，清除未富先奢、炫富竞奢的土壤，才能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让饮食文化绿色低碳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应成为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提倡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戒除滥食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饮食陋习。
让饮食文化文明健康起来。“纵口欲而百病生”，饮食与健康关系密切。暴饮暴食、油大味重、荤素失衡，诸如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各类病症的发生。不科学不健康饮食习惯还可能加剧医疗负担、引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影响不可小觑。健康中国，离不开健康饮食。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忍饥接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一去不复返了，“吃得对、吃得好、吃得健康”理应是高品质生活关注的重点。生熟食分开存放和加工，添加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合理膳食、荤素搭配、营养平衡，这些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
全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饮食健康、饮食环保的小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涵养简约文明的饮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08月18日）
材料二：
今年突发的疫情对原本正常运转的国际经贸产生不小冲击，可以说是让粮食安全危机意识重回大众最直接的原因。3月下旬，越南率先宣布禁止本国大米出口，到4月中旬则有俄罗斯、埃及、印度、哈萨克斯坦、泰国、乌克兰等14个国家出台限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政策。中国因为人均耕地资源不足等问题，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虽然口粮方面进口占比较低，但如果国际贸易再受到不可预测事件的冲击，难保不影响国内粮食的供应。
此外，诸如特大气象灾害等因素，也会影响粮食的供给。就今年来说，国外出现了“煌灾”，教千亿只煌虫自非洲飞越红海进入西亚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过境处粮食大幅度减产，一度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担就；因内则出现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透露，今年洪灾使6000公顷的农田遭到破坏，其中11400公顷的土地没有收成，好在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粮食安全。
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谷物供应基本上自给自足，口根绝对安全”。疫情并没有影响国内粮食生产丰收，目前过度担忧粮食短缺大可不必。不过，接连出现的突发情况也提醒我们，近忧虽无，远虑不可不谋，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正是目前国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谋远虑的有效措施。
（摘编自“第一财经网”社论《粮食安全无近忧但需谋远虑》）
材料三：
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爱粮节粮意识，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减少“餐来上的浪费”，形成科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的良好风尚。普及推广经济、适用、防虫、防霉储粮新装具、新技术，帮助农民减少产后损失。示范推广绿色、环保、智能粮食储藏设施设备，鼓励适度加工，提高物流效率，减少粮食流通环节的损失损耗。
优化粮食应急供应、配送、加工网点的布局，建成一批规范化粮油配送中心、粮油应急加工企业和应急供应网点，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强化应急处置功能，提升应急供应保障水平。
（摘编自《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速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速超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且有1/4城市已无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垃圾问题已成为近年热议的话题。对于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等，如何实施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成为每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科学生态系统的重要工作。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不过，焚烧发电也并非是直接“变废为宝”。焚烧是一种能够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垃圾分类是焚烧的充分条件，它可以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受技术和工艺制约，发电时燃烧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因此垃圾发电成本很高，投资惊人。目前垃圾分拣存在很大难度，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通行做法。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困难很大。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与生活垃圾混倒，无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一方面，民间自发拾荒大军，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根据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改编）
材料二：
常有人拿垃圾问题来批判工业文明。有学者反驳说，垃圾问题不是工业社会所独有，传统社会也存在。“垃圾”一词，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了与现在大体一致的含义和用法。但是工业化之后的垃圾，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看，与“传统垃圾”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工业文明。
从质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从量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与核心理念。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赚钱”，整个社会都以资本增值为核心运行。一切经济链条，归根结底，都伴随着物质与能量的转化链条，资本运行起来，则必然以科学技术为利器，不断地把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变成各种形态的垃圾——固态垃圾、液态垃圾、气态垃圾等。因而，垃圾问题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之内是难以解决的。由于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工业文明注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垃圾问题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它的建设需要的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
国际“零废弃联盟”在全球推广“零废弃”理念，促垃圾减少。如，洛杉矶克莱蒙的生态屋，经过特殊设计，可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水源；波士顿展出的洛克菲勒•艾比马桶，完全不用冲水，经过自身沉淀，粪便和厨余垃圾自然地转化成有机肥，可以直接送到农田或者花园。
（根据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改编）
材料三：
垃圾资源化可行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已有不少城市提出“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化”的理念。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些地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 → 产品 → 废弃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照此运行，其结果必然发生资源和环境两个危机：资源日益减少、废弃物日益增多。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尽快改变它，走上人类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
这是一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模拟出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以生态理念为基础，提出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利用资源，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报道，德国一些企业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有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根据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改编）
材料一：
迄今为止，全球现代农业的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道路。这类国家耕地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工业技术先进，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优先发展农业机械化，着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大豆、玉米、棉花等资源性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全球竞争力。一条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道路。这类国家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密集投入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资源，力求克服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追求提高土地产出率，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我国的国情和农情与美国和日本有所不同。总体上看， 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人多、地少、水缺”，同时地域广大，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决定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不能生搬硬套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张红宇《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材料二：
（摘编自网络）
材料三：
无人农场在人工不进入或少进入的情况下，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种养对象、装备等各要素的在线化、数据化，实现对种植养殖对象的精准化管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决策和无人化作业。
物联网技术可以动态感知动植物的状态，并确保它们生长在最佳环境下；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农场多源异构的数据进行快速准确地处理；人工智能技术则能够给装备端赋予识别、学习、导航和作业的智能“大脑”，同时为管控平台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决策辅助支撑。
加快布局“无人农场”，有助于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这也是进军全球未来农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无人农场代表着最先进农业生产力，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道亮表示，“从现在开始布局无人农场技术研发、模式集成、商业机制、支撑政策，对加速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摘编自《智慧无人农场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材料四：
我国智慧农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落后，但最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传感器监测、无线传输、远程监控以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逐渐地运用到智慧农业建设中，实现了农业的自动化和智能智慧化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管理水平，提升了生产效率。然而，在智慧农业发展中，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人才短缺、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文化水平不高、设备和软件服务成本高、技术实用性不强、资金支持力度有限等，这些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智慧农业的发展。智慧农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发展智慧农业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持；农业是一个大行业，需要多年的行业渗透才能彻底地懂得这个行业的发展与问题。
(摘编自《农业3.0：一文读懂智慧农业的底层逻辑和未来趋势》)
材料一：
疫情汹汹，防控是综合、复杂的全方位社会动员。在一个资讯发达、交通便利而又人口众多、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对于社会的组织动员，还是对于资源的统筹协调，抑或是消除恐慌、稳定社会和人心，都需要信息的充分流动和透明。
正因为如此，2020年大年初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在制度层面，我国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突发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以宪法为最高统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框架，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具体规制，通过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和《国家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形成了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信息公开与舆情疏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摘自支振锋《信息透明增强疫情防控信心》《法制日报》）
材料二：
注：数值为报告数量（篇）；百分数为每一类别所占的比例
（摘自覃杰《网络舆情发展趋势研b-基于人民网重要舆情报告的内容分析（2011--2016）》）
材料三：
为了研究大众传媒对民众特别是外国民众的影响，我们委托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抽取了108位来自美国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精英的实名推特账号，以2016年第一季度的推文为样本框，按照“被转发数”从大到小排序，然后抽取排在前15％的553条涉及中国的推文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涉及中国的议题设置中，大众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西方主流媒体和大陆官方媒体分别位列这些精英人士转引消息来源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中西方主流媒体占比49.7％，大陆官方媒体占比28.9％由此可见，美国推特网上精英人士关注的中国新闻主要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网络舆情。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影响是具体而又直接的。这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上，大众传媒大有可为。
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举行时，我们抽取G20的1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欧盟、沙特阿拉伯）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共2053篇，分析各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报道与各国公众对中国态度的关联度。研究表明，媒体报道与公众态度具有很强的关联度。一个国家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越多，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就越负面；一个国家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越多，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就越积极，说明媒体报道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报道对象国的认知和态度。从17个国家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看，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是负面报道最多的领域，西方国家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消息，对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取得的巨大进步几乎只字不提。而正面报道最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比如中国美食民间手工艺、民族舞蹈等，但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很少提及。可以说，“报忧不报喜”“厚古薄今”是西方媒体对中国采取的报道方针。这种不客观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国外民众，是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行为。
（摘自李良荣《以大众传媒搭建心灵之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