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
材料二：改汉姓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各族改汉姓不普遍，多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孝文帝)首先自己带头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郡名)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这些少数民族姓氏基本上都改成了单音节汉姓。孝文帝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定姓族，以八姓与汉人高门并论。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材料 自西晋永嘉之际北方大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准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以后北方流人南下几未中断，据估计北方人口南下总数约九十余万。为安置这些北方士人和流民，东晋在长江南北设立了很多侨州、侨郡和侨县，用北方地名建置，管理各该 属籍的流人。侨人的户籍用白籍，以区别于土著人的黄籍，属于白籍的人户享受免除一定赋役的优待。侨置政权的官吏皆由北方士人担任。
为限制大族的占有人口和增加政府收入，早在东晋成帝时便先后有“咸和土断”和“咸康土断”的实行。所谓土断，即不论原来属籍何地的大族与庶民，一律以土为断——按现居住区编入户口，将白籍改成黄籍，承担国家租役。桓温的“庚戌土断”成果较显著。
在加强经济上的集权方面，刘裕当政时，又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实行“义熙土断”。这次土断 雷厉风行，会稽余姚大族虞亮隐匿千余人，被刘裕处死。
——摘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首先于425年，下诏∶“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成楷式。”自此，改变了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429年，太武帝还组织一批儒家学者对儒家典籍加以整理注释，“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叙成《国书》三十卷。"444年，发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并选拔儒家学者讲学，专门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同年，太武帝发布诏令∶“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摘编自李相宁《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