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各国租界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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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
数据年份（年） |
总面积（亩） |
折合面积（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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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租界（含美租界） |
1903 |
6100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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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 |
1900 |
2800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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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租界 |
1901 |
5474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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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租界 |
1905 |
4200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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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租界 |
1898 |
2150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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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租界 |
1902 |
771 |
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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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租界 |
1902 |
1030 |
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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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租界 |
1902 |
740 |
0.49 |
内容 | 出处 |
南市各商号沙船专走山东各口运载北货为主……此等沙船，往年至少亦有30余号俱在秋前驶出，中秋前后南旋，今届竟无一只北放，盖无口可向。 | 《江南商务报》，1900年8月 |
（一九00年五月）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 |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12月 |
北事鱼烂，是穿心大瘫至今日而溃，现在惟有自保东南，联络与国，安集反侧，清查土匪，禁市商之把持。 | 费念慈（原翰林院编修）《费念慈致盛宣怀函》，1900年6月 |
材料 1900年10月16日英国和德国就中国问题签订《英德协定》，相约遵守下列原则：“第一，将中国之江河及沿海各口岸各国贸易及其他正当经济活动，自由开放，毫无差别。此为列强之共同永久利益；两国政府相约凡其势力所能及，对于一切中国领土均应遵守此原则。第二，德帝国政府及英女王陛下政府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第三，若他国利用中国现时之纷扰，无论用何种方式，欲获得领土利益时，两缔约国关于为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所采之步骤应保留初步之谅解。第四，两国政府应将本协定通知其他关系列强，如奥、法、意、日、俄、美等国.并请其接受本协定所采之原则。”
意大利和奥地利表示"深愿接受"此协心，"毫不踌躇而赞同之"。日本此时正"不安达于极点”，不仅表示"赞同此协定”，而且近愿意"加入此协定”。美国政府的答复则是，接受前两条，对第三条 则无需表示任何意见，法国时和美国答复之内容。俄国声称对第一条 "表示欢迎”，第二条 尤与俄国的意旨相符，因为俄真政府在此次纷扰之初，即曾首先倡导将保全中国的完整和"旧国家制度”，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摘编自《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900年前后列强对华政策的转变。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 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 1905年，《苦学生》在《绣像小说》第63期上开始连载。书中人物杞忧子是深受八股毒害的旧式文人，他发出这样的内心独白：“我自受生到今日，少困咕哗，长图皋比，只知做几句八股，对几条空策·····悠悠忽忽了五十年，壮不如人，老之将至，热诚空抱，人寿几何，眼见得没有什么长进，好在社会上贡献了。诸君啊！青年的诸君啊！趁这个时候，努力猛进。看着我老朽现在的后悔，万勿入老朽已往的蹉跎。诸君将来的幸福，就是中国全体同胞得享的幸福了。”·····此时的清廷无论社会秩序还是政治实体，都被讫入达尔文进化论式的世界体系中，杞忧子“想到此处，胸头一根根血管，如沸如裂”。
——摘编自林培源《“制造伟大的国民”晚清教育小说〈苦学生〉的叙述者、海外空间与民族寓言》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杞忧子之“忧”进行历史阐释。
（要求：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对中国版图的想象有这样的描述：“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新地理》中，延续了“一叶秋海棠”这一意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国政府推动下，除了教科书之外，“秋海棠”也开始广泛出现于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介中，并广为民众所接受。
“桑叶”与“蚕食”
“桑叶”是民国时期另一种对中国版图的想象。192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中这样描述：“全部地形好像横铺着的一个大桑叶；再巧不过，中国本是蚕丝的发源的地方”。到30年代救亡话语体系将中国版图抽象为“桑叶”，将日本版图抽象为“蚕”。1938年，在题为《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的抗战漫画中，所显示的桑叶被蚕食掉的中国版图的部分，与当时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国土的形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抗战期间的教材中，无论国民政府还是边区政府都存在着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
“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中国版图想象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据《人民日报》1952年4月13日的报道：“西安的少先队员曾指着中国版图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庞焕洲说，‘咱们祖国真像一只美丽的大雄鸡’”。而这一宣传极大推动了对这一认知的传播。此外，旧有海棠叶地图中难以突出台湾的地位，而雄鸡地图中，将台湾视为雄鸡迈出去的一只脚。这一解释被成功运用于政治解释之中，并成为大陆与台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摘编自徐鹏《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
依据材料信息，提炼一个主题并加以阐释。（要求：主题准确完整，史实运用合理，语言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