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第二展厅的文物如同一部浓缩的史书，举重若轻地展示了先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战争、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
②这部翻译小说虽然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却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现出那个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画卷。
③毕业后他的同学大都顺理成章地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而他却改换门庭 ， 另有所爱，一头扎进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
④就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我们一致认为《封神演义》虽然比不上《西游记》，但和《聊斋志异》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⑤那种传说精神病院给病人坐电椅或精神科大夫身上带有电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⑥我国绘画史上有一个时期把王石谷等四人奉为圭臬 ， 凡是学画，都以他们为宗，有的甚至照摹照搬。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节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变革与变乱并存的世界，国际社会怀着期待与迷茫交织的心情，期盼能够出现引领人们开拓前进的坚定信念和可行方案。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蕴含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必将有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任何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实践发展起来的。回顾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由较小群体形成较大群体、由信息封闭走向信息共享、由相互隔膜走向相互依存、由观念差异走向观念融合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共同休思想，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命名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通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人类先进的世界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做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解答“世界之问”的中国智慧。
（摘编自王德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先进世界观》）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营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革命导师们____，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对待著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所共同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一个事例当中的许多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____。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材料一：
文艺评论的理论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所以文艺学的学科分类常常被专业人士定义为“文学学”。但是随着人们对文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将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艺术的创作与发展需要评论的引导，那么评论者本身是否也需要一些必备的要求？着眼于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探讨“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问题。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上下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对于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情况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鲜活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何谓好的文艺评论？简单、空洞、结论性的评论一定不是理想的文艺评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摘编自景俊美《文艺评论的“评”与“论”》）
材料二：
“互联网+文艺”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形式，也对传统的文艺评论形成了挑战。作为因时而评、因事而评的文艺评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表达形式和评价标准，树立正确“三观”，充分融入网络环境，培养市场意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新的活力。
网络文艺评论要能“扛大旗”。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理应具有担当精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同时，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理应以“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敢于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弘扬主流价值观，使文艺创作保持绿色健康的生态。当前，互联网文艺评论出现了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碎片化、割裂化等倾向，这是对传统文艺评论严重脱离网络文艺发展的解构与叛逆。但文艺评论毕竟是一项具有浓厚理论色彩和思辨精神的实践活动，需要基本的理论担当。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先要读懂这个网络时代，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艺评论形式，为互联网文艺找到符合其内在特点的理论视角。
网络文艺评论要有“网络感”。互联网时代的文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可和传统文艺一概而论。以网络小说为例，其叙事方式、文化内涵、创作模式、创作理念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以传统的文艺评论方式来评价，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唯有深度参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等各类网络文艺生活，从“网生代”的情感体验出发，熟悉其思考和表达方式，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论。当前，随着网络文艺形式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网络中已形成不同的文艺评论“圈子”，各有不同的评论方式，如网络音乐评论主要是在论坛、贴吧、相关音乐软件，网络视频评论则主要在留言区、讨论区、弹幕等。了解这些“圈子”文化，洞悉其评论视角、思考方式和新锐观点，应当成为网络文艺评论的“日课”。
网络文艺评论还要“能进场”。与传统文艺评论相比，网络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中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对文艺评论而言，互联网是充满机遇的“风口”。文艺评论能否号准市场的脉搏，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因此，网络文艺评论应紧盯市场前沿，开发评论和市场结合的新模式，善于在海量的网络文艺产品中慧眼识珠，紧盯市场“潜力股”。同时，也要打造网络文艺评论的市场品牌，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建立独具个性的市场品牌，通过指导创作、促进消费，赢得资本回报，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文艺评论走向繁荣，参与竞争，实现双赢。这是不同于前人的职业标准，也是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摘编自俞国娟《文艺评论要读懂网络时代》）
材料三：
职业批评家接受的是传统经典文学鉴赏和评价的正统学术训练，在网络文艺诞生之初即对其持有雅俗之辨的先验偏见。21世纪以来，尽管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开始转向网络文艺评论，却也难免精英化的批评立场。学院派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的学理探讨，在长期浸淫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与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着龃龉寡合的先天窒碍。此外，职业批评家也包括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辑，尽管这一群体普遍认可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并推出了包括兼收并取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专刊等一系列举措，却收效甚微。他们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作出调整来应对网络文学批评阵地缩水的挑战。
网站编辑是网络文学批评流程之中最为前端的把关人。文学网站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发布和流播的第一渠道，专职的网站编辑负有对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核、建议修改以及筛选推荐等职责。其在角色上类似于传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但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与后者大相径庭。在网络文学通行的审查制度规约之下，网站编辑的筛查重点在于剔除触犯法律或道德底线的作品，并且时刻以大众读者这一服务对象为优先，对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容褒贬则在其次，把关作品的专业素养也难与出版编辑同日而语。
独立评论人的出现受网络文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受惠于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文学批评的发声平台和渠道更为多元，以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主要阵地的独立评论人不断崭露头角，激活了互联网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但是，独立评论人受点击率、转发率乃至植入广告等经济利益驱动的不在少数，或为迎合读者发表低级趣味及媚俗内容，其评论亦多蜻蜓点水，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容易导致扁平化的评论倾向，甚至是流于炒作和恶性竞争，遑论对网络文学创作起到积极引导的推动影响。
（摘编自史霄鸿《新媒体书评人与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有效构建》）
材料一：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这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这是个硬道理，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战胜的。
（节选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这就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从这个角度讲，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着的群众，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真正有实践观点。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这就是坚定理论自信，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体现。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给我们提供的是科学指南而不是具体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节选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的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的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变成“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个个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节选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
材料一：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从认识过程来看，人类获得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排除谬误，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真理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由于人的个体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又是受周围的物质环境制约的，我们认识的真理是绝对中的相对真理，是有限向无限发展的过程。在真理无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检验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其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主观见之于客观，是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但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是一个时期或一段时期就能完成的，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也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结合，它与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相互印证的过程。正如列宁指出：“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人的实践活动是具体的，受时间、环境、地点和历史的物质条件限制的，由此使得实践的确定性决定了真理认识的绝对性，同时人的实践活动也是一个长期的、永无止境的发展并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实践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真理认识的相对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决定了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即为有限向无限延伸、完善到更完善的循序渐进的不断延续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理论、任何思想必须无例外地、不断地、永无止境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任何思想，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不断发展中的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摘编自《再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剥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