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十分激烈，枪声十分密集，担架横七竖八在院中摆开。有备第一次看见了伤员，他眼前是流淌着的血，翻飞着的肉和断裂的白骨。一天一夜，有备就像度过了许多年。他只觉得一阵阵天旋地转，脚下也不自主起来，看来真该找个僻静地方歇会儿了。
其实有备的去处很普通，他有一个谷草垛，堆放着新的和陈的谷草。今天，累得天旋地转的有备终于又想起了这里。他看了个时机，潜入了他那久别的草垛，就像回了他久别的家。他在谷草垛里左钻右钻直钻到一个谁都不会发现他的地方，靠下来轻轻喘气。这时意外发生了：有备看见黑暗处有一双眼睛朝他闪烁，就像夏夜天空里两颗游移不定的星星。这不是星星，是人。他想着，把斜靠在谷草上的身子直起来，有些紧张地冲那两颗星星问道：“你是谁？”
谷草一阵抖动，“星星”消失在黑暗中。有备猛地扒开了谷草，两只皮鞋暴露了出来，还露出了一个人的腿和身子，是草绿色的军裤，一条腿上还缠着白毛巾。有备心里一惊： 这是一个日本兵。他决定先弄清他的身份。他开始对着谷草里的人发话，语气竭力带出一个八路军应有的威严：“快出来！满院子都是八路军！”
草垛里的日本兵在众目睽睽之下钻了出来，在人前尽力把身体站直。腿是受了伤的，有血从毛巾上渗出来。这是一个面孔白皙清瘦的年轻人，耳朵和嘴唇都很肥厚，脸上带着深深的愁容，愁容里还有惊慌。孟院长向他问话，他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意思是他是不会讲中国话的。孟院长这才想到佟继臣在日本留学的事。孟院长对佟继臣说：“先问问他是哪个部分的，为什么来到这里。”佟继臣问了日本兵，日本兵说，他叫松山槐多，日本长野县人，今年十八岁，参军快一年了。今天在战斗中小腿负了伤，他求生心切，晚上看见一个无人的担架，就偷偷爬上来，没想到被人抬进了八路军的医院。却又担心被认出，在混乱中他悄悄钻进了这个草垛。
松山槐多被安排住在向家一个废弃的草屋里，一住半个月。每天为他换药的是有备，每次换药时，有备把绷带解开，先用双氧水为他清洗伤口，再把红汞纱条塞入伤口中，再重新包扎起来。在做过几次处理后，松山槐多的伤口还真有了明显的改善：新肉正从伤口的四壁长出来，松山槐多欣喜地把新肉指给有备看，有备身上轻松了许多。
有备的轻松不仅是因为松山槐多的伤口长出了新肉，在给槐多换药的日子里，他还学会了用简单的日语和松山槐多交流。他管他叫槐多，他管他叫有备。槐多也学会了不少中国话。因为日语里就有不少中国字，遇到两人语言不通时，就在槐多的本子上用中文写。
槐多的本子不是一般的本子，是东京美术学校的速写本。本子上不光写字，还画着许多速写画，有铅笔的也有蜡笔的。这些速写画引起了有备的极大兴趣，他翻开一页看，是兆州的古城门，他看出这就是兆州的东门：土城墙上矗立着一个城门楼，门楼上有块匾。在这幅铅笔画的下边写着字：中国兆州，昭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他又翻开一页，是一棵大白菜，旁边写着“兆州的白菜比长野的白菜大”。有备继续翻槐多的速写本，他翻到了自己家的草垛，这是槐多刚画上去的。槐多先用铅笔画出草垛的形状，又用蜡笔在上面涂了颜色。下边的文字注明是：中国兆州笨花村草垛，昭和十九年七月余养伤于此。
槐多的伤腿逐渐痊愈，脸上的愁容也渐渐消失。闲暇时他常和有备一起到屋顶上画写生。有备问槐多，长野县和兆州一样不一样。槐多说：“不一样。长野县有山，有水；兆州没有山，只有一条孝河，河里也没有水。”有备说：“你是说兆州没有长野好，是不是？”槐多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长野好，兆州也好，要不然为什么我在本子上画兆州。”有备说：“兆州好在哪儿？”槐多说：“兆州和长野许多地方都相似。这里的平原就很像长野，看到它就能引我想到我的家乡。长野有条千曲川，兆州有条孝河。孝河里虽然没有水，但它们弯弯曲曲的样子实在一样。我常常看着兆州想家乡。”有备说：“那谁让你们非要来中国不可？”松山槐多沉默了，枕着自己的手掌在屋顶躺了下来。有备也躺在松山槐多的旁边。两人静默了一会儿，松山槐多叹了口气说：“有备，我给你唱一首歌吧，这是一首回家的歌。”他用日文低声唱起来，唱得婉转动情，自己还流着眼泪。
有备听槐多唱完，就问他这首歌叫什么，唱的是什么意思。槐多说，这首歌叫《小小的晚霞》，是一首童谣。他吃力地用中文给有备翻译着歌词：
晚霞啊晚霞，天黑了，
山上寺庙的钟声响了，
手拉着手都回家吧，
就像乌鸦归巢一样。
孩子们回家了，
月亮出来了，
小鸟做梦的时候，
亮晶晶的星星闪耀了。
(节选自铁凝《笨花》，有删改)
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
我所住的旅馆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我于是立即出街向那酒楼去。
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我转脸向饭桌，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也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别的酒客上来。
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到得坟地，果然，河水离坟已不到二尺远。我的心颤动着，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坟旁埋掉了。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日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日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选自《彷徨》，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文学在从古典向现代发生转型变化之际，就在创作中显示了自身的特色。近代发生的文学变革，虽然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标榜，但其创作带有很深的传统文学印记。五四文学革命，结束了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但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尝试，仍免不了要经历一个“小脚放大”的蜕变过程。这期间，所谓中国特色在创作中的最初表现，是从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带出来的鲜明胎记。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渐多，取法于外渐成一时风气，但新文学并未就此泯灭中国特色。只要祛除阐释的遮蔽，就不难看出，在这些新式的外衣下，各体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中国文学的特质。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笔者曾把鲁迅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类：承袭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如“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以古仁人之心，关切民痰，悲天惘人，而以写实笔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继承清代讽刺小说的传统，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冷嘲热讽”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受“诗骚传统"和古代散文影响，如"诗化""散文化"的《故乡》和《伤逝》等；化用笔记文体，而以"油滑”之笔出之的《故事新编》等。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印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为有“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左翼作家的实践，成长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接受传统浸润的同时，又自觉地开发民间资源，汲取民间滋养，逐渐在民族化、民间化的方向上，凝聚自身特色。到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了这期间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追求中国特色的主要方向。李季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创作、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榜样。他们的作品在改造民间曲艺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这期间的文学锻造中国特色的主要表现。同样缘起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长足发展的"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是中国特色创作追求的又一重要成果。这种由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转化而来，又融进新的观念和手法的新兴文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中国小说。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体文学在中国特色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及其后兴起的文学革新，在一个时期虽然再度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但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行程之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更新的姿态，回到这一方向上来。
（摘编自於可训《创作经验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
材料二：
现代世界的生成，能够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人民意识到同处于这个世界上，文学是最好的沟通桥梁。据严家炎先生的研究，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最早用法文写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中篇小说来自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再创造，但严家炎认为它加入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人物性格和追求爱情的主题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陈季同在浓郁的风俗画色彩描写方面明显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虽然缓慢，却持续不断，由最早的涓涓细流，经过百年的顽强走向世界，终于成就当今的气候和阵势。
现代中国要自强，要新生，要创造全新的中国，这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趋于保守。从另一种视角也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尊崇祖训，“敬德宗孝”，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价值，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家庭伦理，都以"三纲五常"为上，"四书五经"则是文人学子的文化基础。但在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方面，中国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因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中国则可以完成“儒道释”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始终有勇气有胸怀吸收外来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学子的排斥异己。唐宋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起八代之衰”，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复兴古文，也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语言。连胡适也承认，"桐城派"的古文为现代白话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实，中国几千年社会之稳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中国能够进行五千年文明传承而不中断；但中国文化始终有兼收并蓄创化革新的活力，这也是事实。唯其如此，在展开现代转型时，才能如此热烈地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进入中国，为中国
完成现代社会的创造所用。
（摘编自陈晓明《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
口号。
B . 中国现代文学成长过程中，曾提倡创作“革命文学”，左翼作家是“革命文学”的践行者。
C .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李季、赵树理等人创作的民间曲艺作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D . 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也在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文本一：
矿 车
[日]芥川龙之介
小田原和热海之间开始修筑铁路是良平八岁那年的事，良平天天去村外看施工。说是施工，其实只是用矿车推土——这个让他很感兴趣。
矿车上有两个土工直挺挺站在土堆后面。因为下山，矿车不用人推，一路自动奔驰。车厢掀动着，土工的短褂底襟张开，细细的钢轨划起弧形——良平有时一边眼望如此光景，一边心想当一个土工多好，至少想跟土工一起坐一次矿车，哪怕仅仅一次。矿车来到村外平地时，自然而然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土工们从车上轻轻跳下，把车上的土掀在路轨的终点。然后推起矿车，开始往所来的山上那边爬去。良平那时心想，坐不上车倒也罢了，哪怕推上一次也好。
一天，良平一个人伫立在偏午时分的工地眼望矿车来来去去。这时，除了装土的车，有一辆装枕木的车沿着应是干线的宽轨爬来。推这辆矿车的两个都是年轻人。良平从看见两人时起就觉得他们似乎平易近人。
“叔叔，我帮你们推好吗？”其中一个穿格子衫的兀自低头推车，但回答意外爽快：“噢，推吧！”良平钻进两人中间，用足力气推了起来。“好大的力气嘛！”另一个耳央卷烟的人也夸奖良平一句。
推着推着，铁路坡度渐渐徐缓起来。良平心里担心得不行，生怕对方道出“行了不用推了”那句话。但两个年轻土工只是腰比刚才直了些，仍默默往前推车。良平终于忍耐不住，胆战心惊地这样问道：“一直推下去好吗？”“好好！”两人同时回答。良平心想两人果真是好人。
继续推了五六百米，铁路再次陡了起来。两侧橘林里有好几个黄果沐浴着阳光。还是上坡路好，可以一直让我推下去——良平一边想着，一边用浑身力气推车。
从橘林中间爬到顶头，铁路陡然变成下坡。穿格子衫的那个对良平说：“喂，上！”良平立即跳上车去。矿车在三人上车的同时，撩起橘林的香气，沿钢轨一路滑下。坐车比推车舒服得多！良平让风鼓满衣服，心里浮上理所当然的念头。并且这样想到：去的路上推的地段多，那么回的路上自然坐的地段多。
来到有竹林的地方时，车静静停止下滑。三人又像刚才那样开始推车前行。不觉间，竹林变成杂木林。上坡路上点点处处积了落叶，生了红锈的钢轨都看不见了。坡路好歹爬完，这回但见高耸的悬崖的对面，一片无边无际的冷飕飕的大海铺展在眼前。这时良平脑袋里忽然清楚觉出自己跑得太远了。
三人又坐上矿车，车在杂木林的树枝下——右边就是大海——跑去。可是良平已无法像刚才那样欢天喜地了，他心里盼望快些回去。但不用说，他也十分清楚：不到该到的地方，车也好他们也好，都不可能返回。
车在一家茅草屋茶馆前停下，一位土工从茶馆出来时给了良平一包粗点心。三人推着矿车爬上徐缓的坡路。良平手虽搭在车上，但心里想的是别的事。
翻过坡路往下走到底，又有一家同样的茶馆。土工们进去之后，良平坐在车上只顾惦记如何回家。茶馆前开放的梅花即将在夕晖中隐去。天快黑了！想到这里，良平再也无法呆坐下去。他踢了一脚矿车轮，明知自己推不动，却呼哧呼哧推了几下，想以此冲淡焦躁的心情。
土工们出来后，手扶车上的枕木，若无其事地对他这样说道“你该回去了，我们今天住下不走了” “回家太晚，你家里要担心的”。
良平一下子惊呆了。天马上就黑了，再说今天的路走得极远，而现在自己必须一个人走回去——他顿时明白过来这些。良平差点儿哭出来。但他知道哭也无济于事，这也不是哭的时候。他向两个年轻土工不自然地点了下头，沿铁路飞奔起来。
良平沿着铁路一侧忘我地跑了一阵子。奔跑时，发觉怀里的一包糕点碍事，遂甩去路旁，顺手把木屐也脱下扔在那里。于是薄袜底直接踩进石子，脚倒是轻快多了。他一边感觉着左边的大海，一边跑上陡急的坡路。眼泪不时涌上来，使得他不由歪一下脸——他拼命忍住，唯独鼻子抽搭不止。从竹林旁跑过之后，衣服也因浸透了汗而让他觉得不便，他边跑边脱下衣服扔在路旁。跑到橘林时，四下已经黑了。只要保住性命……良平一边想着，一边连滚带爬继续奔跑。
井边提水的妇人们和从田里回来的男人们看见良平跑得气喘吁吁，都问他：“喂，怎么了？” 他一声不吭，只顾从杂货店、理发店和明亮的住房前跑过。
跑到自家门口时，良平终于禁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声传向四周，父母等人一时围了上来。尤其母亲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抱住良平的身体。良平手脚挣扎着，抽抽搭搭哭个不停。也许是哭声太厉害了，附近三四个妇人也赶到昏暗的门口。父母自不用说，那些人也异口同声问他为什么哭。但他无论别人怎么问都只管大哭特哭。打那么远的地方一鼓作气地跑来，只要一回想起刚才路上的惊惧，良平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放开嗓子不停地啼哭，总有一种没法得到满足的情绪在向自己袭来……
良平二十六岁那年和妻子一起来到了东京。不知为何。他有时会毫无理由地回想起那时的自已。真的是毫无理由吗？在劳顿疲惫的他的面前，那片暮色笼罩的竹林和坡路至今仍时断时续细细地向前伸展……
（有删改）
文本二：
芥川的作品往往是截取一个时空片段，写一时一地展开的一事。在《矿车》中，作者将人漫长的一生集中表现于乘工地矿车玩耍的一个下午，人一生的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都随着矿车车辙的延伸和‘我’内心的起伏暴露无遗。
（节选自赫雪侠《断片与瞬间——芥川龙之介作品的特点及其成因》）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排斥诉讼，即费孝通先生说的“无讼”。但这里的“无讼”并不是完全排斥诉讼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乡土社会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先辈们已经遇到过并且解决过的，因此只需沿用“传统”即可，不需要诉诸法律。同时，“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像是无数“水波纹”交织在一起，十分庞杂，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与义务就变得困难。这种模式下，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要依靠行为者“克己复礼”以及长辈的教化去解决现实中的纠纷。但这种“无讼”的环境，也不是在营造虚假的和谐，而是需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并非所有争端都要走司法途径才能得以解决，一些并不复杂的矛盾纠纷不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若是能在乡土社会中自行解决，当事人在事后仍能维持正常的人际往来，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观念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不谋而合。这样的矛盾化解模式就是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即考虑到社会原本的状态，又结合时代的发展，在真切解决纠纷的基础上节约司法资源，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摘编自蔡欣雨《在乡土社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材料三：
（故事前提：李寡妇将自家的地同时卖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二人为争夺这块地大打出手。）
冷先生把白嘉轩和鹿子霖一起邀约到中医堂，摆下一桌酒席，俩人同时抱拳打拱，互致歉意谦词，然后举酒连饮三杯，重归于好而且好过以往。俩人谁也不好意思再要李家寡妇那六分地了，而且都慨然提出地归原主，白家和鹿家各自周济给李家寡妇一些粮食和银元，帮助寡妇渡过难关。冷先生当即指派药房伙计叫来李家寡妇，当面毁了契约。李家寡妇扑通跪到地上，给白嘉轩鹿子霖磕头，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流眼泪。
（陈忠实《白鹿原》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