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虑到当时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我国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抉择，决定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新中国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的最大障碍。为了区别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经中苏两国的平等协商和中国提议，中苏决定在原名称“同盟”之后加上“互助”两字，并把条约内容中关于“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的“尽给予”改为“尽全力给予”。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摘编自李莉、宋晓芹《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彻底断绝。1952年，中国与锡兰的“大米换橡胶”贸易协定，开了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进行贸易的先河。1954年，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是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此后，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
——摘编自欧阳向英《大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
材料一 明朝政府对与其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采取“厚往而薄来”的态度，会回赠其相当于贡品价值好几倍甚至数十倍的礼物，以物质利益吸引外国使者继续来明朝朝贡，以彰显明王朝的国威浩大。随着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多，明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于是，明政府又对贡使入朝的时间、地点、贡品数量等进行了限制，一度还实施“勘合”制度，即凡外国贡舶入境，必须持有明朝廷颁发的“勘合”凭证，方可进入指定港口进行朝贡贸易。同时，明政府还对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贡期，关系较好的琉球王国两年一贡，关系一般的安南、占城、高丽等国则三年一贡，而对日本却是十年一贡。
——摘编自蔡天新、黄花《明代的朝贡制度特征与海上贸易发展》
材料二 明太祖即位后，遣使诏谕各国来朝，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而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贸易往来则统一由广州市舶司管理，此为朝贡贸易体制初建。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朝廷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对番货实行“抽分”制度，对暹罗、满刺加等国的来华货物，俱按十分之三抽；允许向私人海商征税，意味着朝贡已不再成为贸易活动的唯一渠道。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兴盛，与明朝维系朝贡关系的，也仅有安南、朝鲜等少数国家。在海外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及税收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
——摘编自吴昊《朝贡与海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述论》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材料 新航路开辟以后，新旧大陆之间的接触与联系使得新的生物物种相互流传，特别是起源于美洲的作物，如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等，不仅改变了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生活方式，而且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增加。旧大陆的马、牛、羊等动物来到气候适宜、水草丰足的新大陆，其繁殖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土地能提供的牧养量，地表植被逐渐遭到破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殖民者大量种植于美洲的经济作物如烟草、可可、棉花等，导致原本茂密的原始森林破坏。巴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在葡萄牙殖民者到达之前，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今天，巴西北里奥格兰德州已经没有原始森林的痕迹了。
——摘编自白小红《从生态环境视角看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的变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