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钦州市浦北名校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10月月考...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中国古代从先秦《上计律》起，到清朝的六法考吏，考课之法一脉相承。汉时，已有单行法规《上计律》。“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上计由丞相府、御史府主持，考课之后，根据政绩，增秩、迁官、赐爵或降俸、贬职、免官，违法犯罪者依法治罪。《晋律》中规定了官员考核的内容包括：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录囚徒……理冤枉等。唐代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考课的具体法规，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即德、慎、公、勤，是考核官员的道德标准，“二十七最”是依官员职务性质不同而界定不同的要求。明代文官考核的最高主考官以及考核监督者都是皇帝，明代的统治者深知官员贪污腐败的危害，贪污者付有司治罪。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等

材料二：自从英国在1870年建立文官制度以来，官员考核也开始实行。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官员考核制度更贴近于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分工的需要，逐渐废除了“通才”的考核标准。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主张建立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节省开支，大力削减公务员队伍，并建立专门的执行局独立于各个部门，与政务官分开办公。

——摘编自高净《中英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材料

依据材料，提炼上表信息所反映的历史主题，任选一个历史事件加以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