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非虚构文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人民日报》)
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李辉的《封面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仍。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摘编自洪治纲《“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人民日报》)
文本一：
催粮差
赵树理
催粮的差人叫崔九孩。有一次南乡的催粮差事派到他头上，他觉得油水少，不想去，就雇了个人。这人一到村里，闯入二先生家，不知深浅，挨了二先生一耳光，拘票也被扣下了。崔九孩只得亲自出马，先到二先生家，赔礼说好话，把票要了出来。见票上有个叫孙二则的农民，打听知道是个种山地的，住在红沙岭，就决定去。到了庄上一问，才知孙二则早就去世了，有个孙子叫甲午。孙甲午被找来，崔九孩二话不说，掏出小铁绳套在孙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铜锁“嘣”的一声锁住。甲午和刘老汉都吃了一惊。
甲午老婆和女儿黑女都哭着跑来。甲午老婆向刘老汉哭道：“大伯！黑女他爹闯下什么祸了？”刘老汉道：“没有什么祸，粮缴得迟了。”甲午老婆也不懂粮缴得迟了犯什么罪，只歪着头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铜锁。
崔九孩把票折好包起来，就牵住铁绳向刘老汉道：“老邻长，你在吧！我把他带走了！”又把绳一拉向甲午道：“走吧！”说着就向门外走。
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哇”一声一齐哭出来。
刘老汉总还算有点经验，便抢了几步到门外拦住道：“人我保住，要说到一点什么小意思啦，也不要紧，总要打发你喜喜欢欢地起身啦！”
刘老汉又向九孩道：“老头，我保住他，你暂且把他放开吧，他是一手人，借个钱跑个路都得他亲自去。”
九孩见这老汉还能说几句，要是叫他保住，他随便给弄个块儿八毛的，又把人弄个不见面，难道真能把他这保人带走？便道：“人是不能放呀！住一夜倒可以。”刘老汉道：“不放也不要紧。你也累了，到炕上顺便歇歇，咱们慢慢商量！”九孩便把甲午拴到桌腿上，躺到炕上休息。刘老汉见他躺下了便问他道：“你且躺一下，我给你看饭去！”
刘老汉到了甲午家，天也黑了，庄上人也都回来了，都挤在甲午家里话弄这件事。刘老汉一进去，大家都围着他问情形。
刘老汉说：“不怕！他不过想吃几个钱，祭送祭送就没事了。”甲午老婆问：“不知道得几个钱？”刘老汉道：“你们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闹，只要三两个人来回跑跑路，里外商量商量，要叫他看见咱不十分着急，才能省个钱。”大家又选了两个会说话的人跟刘老汉一同去，都向刘老汉说：“大伯的见识高，这会儿全凭你啦！”
九孩吃过饭，刘老汉他们背地咬着甲午的耳朵给他出了些主意。又问了他一个数目，有个青年去借了一块现洋递给刘老汉。刘老汉拿着钱向九孩道：“本来想给老头多借几个盘费，不过甲午这小家人，手头实在不宽裕，送老头这一块茶钱吧！”
那时候，一块钱可以买两斗米，数目也不算小，可是住衙门的这些人，到了山庄上，就看不起这个来了。崔九孩说：“小家人叫他省个钱吧！不用！我也不在乎这块儿八毛。带他到县里也没有多大要紧，不过多住几天。”
庄稼人最怕叫他在农忙时候误几天工，不说甲午，别人也替他着急了。那个青年又跟甲午咬着耳朵说了一会儿话，又去借了两块钱，九孩还不愿意。一直熬到半夜多，钱已经借来五块了，九孩仍不接，甲午看见五块钱摆在桌上，有点眼红了，便说：“大伯！你们大家也不要作难了，借人家那么些钱我指什么还人家啦？我的事还是只苦我吧！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把钱都还了人家吧！明天我去就算了！”
九孩接着道：“对！人家甲午有种！不怕事！你们大家管人家作甚？”说了又躺下自言自语道：“怕你小伙子硬笨啦？罪也是难受着啦！一进去还不是先挨一顿板子？”
甲午道：“那有什么法？没钱人还不是由人家摆弄啦？”
刘老汉也趁势推道：“实在不行也只好由你们！”把桌子上的几块钱一收拾，捏在自己手里向那个借钱的青年一伸。青年伸手去接，刘老汉可没有立刻递给他，顺便扭头轻轻问九孩道：“老头！真不行吗？”
九孩看见再要不答应，五块现洋“当啷”一声就掉在那个青年手里跑了，就赶紧改口道：“要不是看在你老邻长面子上的话，可真是不行！”刘老汉见他改了口，又把钱转递到他手里道：“要你被屈了！”九孩接住钱又笑回道：“这我可爱财了！”
九孩把手往衣袋里一塞 ， 装进了大洋 ， 掏出钥匙来 ， 开了锁 ， 解了铁绳 ， 把甲午放出。
第二天早上，崔九孩又到别处催粮，孙甲午到集上去粜米。
1946年
(有删改)
文本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在20世纪初，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知叙事、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赵树理小说则绕过了大多数人走的这条路，顽强地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脱胎而来的叙事传统。如果按西方叙事学的话语类型理论划分，赵树理的小说当属于叙述性的话语类型。在这种叙述性的话语类型的作品中，深厚的民间文化积累、民间故事的因素，以及自己的倾向性都非常便利地被赵树理贯穿在叙述中。当年创作时为了“提出问题”甚至“解决问题”，并且以叙述性为话语类型的《催粮差》，在今天何以能够让读者产生有趣味和愉悦的审美经验？这是值得研究的。
(摘编自刘俐俐《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
吴汉，字子颜，南阳人。韩鸿为使者，使持节，徇河北，人为言：“吴子颜，奇士也，可与计事。”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语自达邓禹及诸将多所荐举再三召见其后勤勤不离公门上亦以其南阳人渐亲之上既破邯郸，诛王郎，召邓禹宿，夜语曰：“吾欲北发幽州突骑，诸将谁可使者？”禹曰：“吴汉可。禹数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上于是以汉为大将军。汉遂斩幽州牧苗曾，上以禹为知人。吴汉与苏茂、周建战，汉躬被甲持戟，告令诸部将曰：“闻鼓声皆大呼俱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贼兵大破。北击清河长垣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
吴汉伐蜀，分营于水南水北，北营战不利，乃衔枚引兵往合水南营，大破公孙述。吴汉兵守成都，公孙述将延岑遗奇兵出吴汉兵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吴汉性忠厚，笃于事上，自初从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则侧足屏息，上安然后退舍。兵有不利，军营不完，汉常独缮檠其弓戟，阅其兵马，激扬吏士。上时令人视吴公何为，还言方作战攻具，上常曰：“吴公差强人意 ， 隐若一敌国矣。”封汉广平侯。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吴汉爵位奉赐最尊重 ， 然但治宅，不起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恭俭如此。疾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识知，唯愿慎无赦而已。”病甍，奏谥曰：“有司议宜以为武。”诏特赐曰忠侯。
（节选自《东观汉记》卷十）
①禹曰：“吴汉可。禹数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
②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
示长安君①
王安石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②。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注】①长安君：作者的大妹妹，受封长安县君。②当时王安石将出使辽国。
九月的清晨，朝阳初升，晨雾渐散，挂在山坡上的篁岭村开始苏醒。身处其间，目之所及，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黄的南瓜……丰收的喜悦扑面而来；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徽派民居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白墙青瓦被缤纷点缀，宛如一幅 ① 的油画。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篁岭晒秋。
谁能想到，这座以晒秋闻名的静谧古村，也曾一度面临人走屋空半空心化的窘境。
篁岭村呈扇形分布在婺源主峰石耳山，属山居村落，地无三尺平，农产品缺少晾晒场地，于是家家户户就在自家屋檐下搭建晒架，用竹制的晒匾晾晒。 ② ， 晒秋演变成为这里的农俗。晒秋虽然并非篁岭村独有，在南方地势高、平地少的地区，也有类似农俗，但篁岭村的房屋排布在紧密错落的山坡上，层次分明，篁岭晒秋更具特色。
目前篁岭正值丰收季，慕名而来的游客 ③ ， 或举起手机，将自己与篁岭的秋色定格；或驻足山腰，静静凝视秋日的美。游客镜头中是农业丰收的景象，还有村民增收的喜悦。
几乎人人都有力求“合适”的事情。它也许仅仅是给某件衣服配上一条合适的带子，或者不过是操心某种搭配是否合适，譬如考虑盘子里的布丁和奶油的比例调配得是否得当。然而，无论它们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会觉得增一分或者减一分能破坏平衡 ， 其中只有一种关系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一个人为鲜花、为衣服或者为食物这样费心推敲，①____，因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如此耗神。但是，有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坏习惯因而常常遭到压制或掩盖的事情，在艺术世界里却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在事关协调形状或者调配颜色时，艺术家永远要极端“琐碎”，或者更恰当地说，②____。他有可能看出我们简直无法察觉的色调和质地的差异。而且，③____他所要平衡的绝不止两三种颜色、外形或味道，他的画布上有九百种色调和形状必须加以平衡，直到看起来“合适”为止。一块绿色可能突然显得黄了些，因为它离一块强烈的蓝色太近——他可能觉得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刺耳的音符，一切都被破坏了。他必须从头再来。他可能为此苦恼不堪，也可能苦思冥想彻夜不眠，或者整天伫立在画前想办法。
“善言”是为人处世灵巧的智慧。李斯善言，让秦王废除了逐客之令，恢复了自己的官职；烛之武善言，劝退了秦师，保全了郑国……
“敢言”是远见卓识非凡的勇敢。魏征敢言，助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王安石敢言，向保守派表明了自己改革的决心……
班级拟举行主题班会，围绕“善言”与“敢言”展开讨论。请你写一篇发言稿，和同学们分享你的感受和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漏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