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 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851 年增加到 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 年，英国已有 580 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 7 个，移民人数约 1790 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20 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 1978 到 2017 年，中国城镇人口从 1.7 亿增长到 8.1 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总体来说，明清两朝的海洋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明清政府不支持海外华人势力，将其视为“化外之人”。对于海外的庞大市场，明清政府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将与西方人的贸易尽量控制在有限的地域和范围内，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在明清政府始终对海洋和海外贸易缺乏应有的认识下，中国海上力量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竞争。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材料一 早期的股份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均将他们的储蓄投入股份公司。于是，世界商业落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股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由国家给予铸币、拥有武器，同时还有对外宣战等特权。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积累了空前庞大的资本。二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剧，垄断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1950年，美国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700家，占公司总数的0.1%，其资产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50.8%。到1968年，这样规模的大公司增加到2300家，占公司总数的0.2%，其资产竞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63.9%。1960年，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96家，到1971年就增加到289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公司有6家，到1970年增至15家，1971年又增至20家。
——摘编自任廷祚、王光振《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索》
材料一 清乾隆二年（1737年），苏州虎丘染坊严重污染水源，苏州府会同长、元、吴三县，勒令其“将置备染作等物，迁移他处开张”。在城镇化进程中，污染日渐严重，水质变差，江南地区遂广凿水井，还有大量水夫从城外大河运水到城内售卖。在饮水卫生方面，江南居民惯用明矾沉淀水中浊物后饮用，煮沸饮水也是一直沿用的卫生饮水方法。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材料二 《上海乡土志》记载，“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1902年，第一个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厂在上海开始供水。随着新式凿井技术的传入，能开采深层地下水的机械自流井逐渐增多。民国时期，介绍与宣传水质知识、饮水改良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1927年，上海市公用局、卫生局审定试行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饮用水标准，对饮用水质进行了量化规定。
——摘编自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