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一些城市手工布厂数量表
地点 | 年代 | 手工布厂数 | 地点 | 年代 | 手工布厂数 |
上海 | 1925 | 1500 | 福州 | 1929 | 270 |
广州 | 1929 | 300 | 成都 | 1920 | 730 |
北京 | 1924 | 100 | 重庆 | 1920 | 235 |
南京 | 1928 | 350 | 芜湖 | 1920 | 240 |
怀宁 | 1926 | 190 | 天津 | 1924 | 530 |
沈阳 | 1927 | 300 | 新民 | 1926 | 300 |
据此可知,当时中国民族经济( )
序号 | 原因 |
① | 二元政体结构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发生。日本维新派打着“尊王”的旗号,与幕府展开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
② | 革新力量强大。以西南诸藩、豪农豪商和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维新力量,日渐强大 |
③ | 维新前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经济支撑 |
④ | “兰学”(西方文化)的传播、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危机意识和实用精神为特点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明治维新成功的文化原因 |
由此推知,日本明治维新( )
材料 唐代建中元年的两税法,整顿了安史之乱以来混乱的财税制度,通过上贡、留使、留州的三分制将中央政府所需要的财政开支钱一千余万贯、粟四百余万石,以上供的形式派定下来,从而保证了中央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两税法不仅没有改变军费开支地方化的状态,而且把这种权宜之法固定化、制度化了。尽管它以“定额”的形式,在原则上限定地方征税,但是,这个“定额”乃以不削减地方开支为前提。而据“量出以制入”的精神,更加强了地方财政的独立状态。有人说,两税法的关键乃在于“它实际上是中央财政当局与地方之间缔结的协定:为征取诸道两税的一定比例额,中央给予诸道以征税方法和经费使用上的自由”。
——摘编自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
材料 在西方,百科全书的编纂源远流长,曾经对学术传承发生重大影响,如表所述。
时间 | 百科全书编纂概况 |
古代 | 古罗马时代普林尼的《自然志》和中古早期西班牙学者伊西多尔的《词源》问世。 |
17世纪初 | 德国人阿尔斯特的拉丁文《百科全·书》面世。 |
18世纪20年代 | 钱伯斯两卷本《百科全书》在英国出版,其理念是以辞典方式来囊括所有知识,并通过字源来显示其各部分的相关性。 |
18世纪中叶 | 法国《百科全书》历经波折,最后成为一套庞大辞书,共28卷(其中11卷为图录),包括7万余词条,3千余幅图版。《百科全书》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成为法国启蒙运动中坚力量。 |
——摘编自陈方正《牛顿学说在欧陆的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表达清晰)
材料一 铁路受到资本和地形的约束.很难普及,汽车具有很强的机动性,易于普及。1901年,汽车首次被西方人引进上海。在清末,人们把汽车作为显贵扬富的奢侈品。民国成立以后,汽车的作用日益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大量进口汽车,出租汽车开始兴起。20年代,各地掀起了购置汽车、发展汽车事业的高潮,汽车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军事斗争、赈济灾荒。全面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沿海铁路,国民政府依靠汽车运输,汽车的国防功能凸显。抗日战争胜利后,汽车工业发展困难重重。汽车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公路运输变革,促进了近代商业的发展。随着都市内汽车路线的开辟,都市的空间不断扩大。
——摘编自马建华《汽车与近代中国社会》
材料二 近代以来,每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在问世时,是作为当时流行的运输手段的补充方式而出现的。后来,新的运输形式凭借自身的能力,逐渐居于支配地位。铁路和公路运输就是这样。在铁路运输的竞争压力下,公路运输通过改进技术,例如使用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同铁路展开竞争。二战后,汽车数量剧增,石油争夺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汽车制造技术快速发展,新技术和装备广泛应用。汽车走向自动化和电子化,安全性提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汽车仍将是世界主要交通工具。但汽车行业改进能源消耗方式,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发展趋势。新能源汽车的类型有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欧洲、美国、日本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认识较其他地区深刻,制订的政策也较合理。
——施正浩《国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等
材料 从总体来看,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建国以来到7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饱经风浪。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爆发,从中苏关系恶化到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可谓一波三折。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保持了日益拓展的势头,先后于1949—1950年、1955—1964年、1970—1975年形成了三次建交高峰。截至1978年底,已经有116个国家同中国先后建交,占当时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多。其中1971年10月,中国经过多年努力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有这些成绩,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制度具有高度合理性,也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绩效所在。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