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印刷书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②坊市的发展提高了文学地位 ③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 ④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文化市场
①广泛使用了马以及马拉战车 ②制定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成文法典 ③率先掌握了冶炼铁器的技术 ④首次将西亚与北非文明统一起来
时间 | 概况 |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 随若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新加坡民众对李光耀政府的“家长式”统治方法不满 |
20 世纪80年代起 | 李光耀和吴庆瑞等新加坡领导人支持并发起儒家文化复兴运动 |
1985 年 | 中文版的《儒家伦理》正式出版，并在全国中学得以普遍使用 |
1986年 | 英文版的《鱊家伦理》正式在全国中学应用推广 |
示例 | 特点 | 介绍 |
| 成熟 | 2003年济南出土的甲骨文(局部).经过对已经发掘出的8片有文字的甲片进行清洗级合，7片构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龟腹甲，上面有25 个清晰的甲骨文字，讲述了是否以及怎样对“母”进行祭祀。 |
她 | 新义 | 《说文解字》中已有这个字，读作 jie，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被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刘半农等人发展意义，才出现了 ta这个音。“她”是现代汉语里常用的一个人称代词，专指第三人称的女性。 |
砼(tóng) | 新创 | “砼”字是著名结构学家蔡方荫于1953年创造的。混凝土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词，书写费力费时，于是蔡敦授用“人工石”三字代替 1955年7月，中国科学院明确推荐“砼”与“混凝土”一词并用。 |
根据上述材料，提取其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一
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堂学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磕妇(为往田野送饭的妇女)，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救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 年至 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材料
1895 年，康有为等仿效“泰西专业性的学会甚多，会中也有书藏”的做法、成立了强学书藏。“尽购已翻西书，收度会中，以便借读”“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广翻地球各报，散布行省，以新耳目”“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流(浏)览”。
1918——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认为“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是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他强调图书馆要面向社会、面向人民，实行开架阅览。他还在北大图书馆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变原有编目体制.建立书名、著者、分类三种卡片目录，注意改善馆员服务态度，延长开馆时间，健全规章制度，补充国外书刊。他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从业者作出了表率。
——摘编自王卫国《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
材料一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在雅典创办过阿加德米学院。在教育作用方面，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卫国者的保证。他认为教育在改造人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他要求国家严格控制教育。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经过教育培养的精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教育对象上，他主张“精英”教育，应该从第一、二等级中选出最优秀的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启发诱导，他认为，只要经过启发，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自觉地推导出数学、几何等公式。柏拉图以上的教育理念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桃兰《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材料二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