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人物 | 态度 |
康有为 | 宣扬“男女同权”“教育平等” |
梁启超 | 认为“妇女不学”是“天下积弱”的起点，另著有《倡设女学堂启》 |
谭嗣同 | 主张广泛开设“女学校”，使“妇女无不读书” |
表2
年份 | 收音机销售额/亿美元 | 汽车产量/万辆 | 建筑业产值/亿美元 | 农场破产率 |
1919 | 0.45 | 150 | 120 | 6.4% |
1929 | 8.42 | 540 | 175 | 17.7% |
注：这一时期，美国出口肉类价值下降88.9%，出口小麦价值下降33.3%。
材料一
(金主完颜亮)尝一铸正隆(年号)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效中国楮币(以楮皮纸为材质的纸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
(南宋某使臣)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金国)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材料二
自洪武八年(1375年)推行钞法后，作为法定货币主币的宝钞大体上一直在贬值，实际上不能承担大宗交易所需的货币职能，但朝廷仍屡次颁布禁止金银交易的命令。明宣宗极力收钞，以布帛支给官俸，民间也用布帛交易。明英宗时，按洪武九年(1376年)旧制，“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其中的赋税折银，只是部分用于官俸。明孝宗时，大部分商税折银征收，武宗时的官俸以“银为主钱为辅”，世宗时，全部商税实现折银征收。至万历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明末，顾炎武曰：“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
——摘编自周家明《论明代货币的运作—铜钱、宝钞与银》
材料
科技外交在原则、立场、方式方法等很多方面都符合外交的一般特点，但同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科技外交的领域、活动方式和影响因素如下图所示。科技外交与科技政策、外交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为了外交的科技”“为了科技的外交”“外交的科技”三个维度。科技外交的成效对外交和科技都有着重要影响。
——摘编自罗晖、李政等《当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实践与特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现代史的知识，任选一个或多个维度，自拟论题并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近代，一位巴基斯坦诗人、哲学家提出，“如果伊斯兰教想要成功适应现代世界，那么，‘创制’就不仅是当代穆斯林的权利，更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新兴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实体压缩为仅包括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等狭小领域的“穆斯林家庭法”，而将有关商事、民事、刑事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规定皆以西方式的法律制度代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基斯坦一度提出“实行伊斯兰制度”的口号，但政府只是有选择性地恢复了部分宗教刑罚，而且在审判程序上也作出严格规定。传统的伊斯兰教刑罚更多地起着威慑作用，历来很少被付诸实践。
——摘编自李林《穿透“复古”与“现代”的迷雾——如何理解现代性语境下的伊斯兰教法》
材料二
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实行联邦制，政治运行表现出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 当地方法律与联邦法律相矛盾时，无论立法时间先后，地方法律都必须服从联邦法律。巴基斯坦的政体是议会制，家族政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结合使巴基斯坦政党具有地域化、族群文化特征，几个全国性政党分别是不同族群的代表。巴基斯坦所在地域历史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南亚次大陆的必经之地，这导致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各个民族社会生活形态不同，风俗习惯各异，所操语言有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巴基斯坦又推崇单一文化论。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早期的能源基地、基础设施和港口陆续竣工，两国产业合作将以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为平台逐渐展开，这些平台皆建立在当地社会基础上，需要充分的人力支持和友善的文化氛围。
——摘编自孔亮《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梁启超一生所撰史学著作颇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旧史学只以帝王、个人为中心，完全没有群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不能够承担救亡的重任的。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批判孟子的“一治一乱”说，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发展的。梁启超认为：“英雄者，乘时势也，非能造时势者也。人群之所渐溃积累、磅礴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梁启超提出“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
——摘编自刘书凤《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材料二
汤因比是20世纪颇受争议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少年时期见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最为鼎盛的场景，青年和中年时期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在汤因比一生的事业中，《历史研究》(10卷)和《国际事务概览》(34卷)占据着最为显耀的位置。他曾自述：“自1924年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汤因比公开指出，如果世界要想寻求到和平的话，西方必须承认其侵略行径并弥补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批评之声几乎贯穿汤因比的一生。将“文明”而非民族国家或人类整体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既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汤因比的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任东波《“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