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 史料 | 介绍 |
商 |
| 商朝时期的龙形象主要呈现在青铜器上，商人崇拜神灵，龙是其崇拜的百神、问卜的对象之一，因此青铜器中的龙纹具有狞厉感，神秘而抽象 |
汉 |
| 汉朝的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在汉朝的宫廷文化中，龙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雕塑和绘画等领域，展示着汉朝的卓越国力和强盛统治 |
唐 |
| 唐朝的繁荣富强和开放包容使唐朝的龙形象更加富有艺术感和想象力。龙的头部更加夸张，眼睛大而圆，嘴巴张开，牙齿尖锐。龙的身体更加修长，线条流畅、富有动感。龙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节日庆典、婚礼和丧葬等场合 |
现代 |
| 现代中国，人们以“龙的传人”自居，很多领域的发明创造都会以“龙”命名，比如第一艘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为“蛟龙号” |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年份 | 犯人数量 |
1805—1809年 | 23462 |
1810—1814年 | 30613 |
1815—1819年 | 58662 |
1820—1824年 | 65227 |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材料一 英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1858—1942)认为：“一个社会群体 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无法从临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获益的部落。”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作为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流派.湖湘文化源起于楚文化生成于南宋时期.历经千百年中华儒、释道文化的涵濡揉合，它在湖南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中涌动与发酵，形成了广博宏富的内涵以及独具风采的特质与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湖湘文化的思想与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充实，不断发展 但作为其精髓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经世致用”的治世抱负 “兼收并蓄”的开放理念却一直是其突出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积淀为植根于湖湘、蕴藏巨大进步能量的文化传统，它既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基因的构成，也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力量。“特定的人群可以创造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可熏染孕育出特定的人物。”当外来侵略导致封建社会进程中断，中国被卷入血与火交织的后发现代化浪潮中时，湖湘文化作为特定的地域文化不仅造就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南现象”，同时也为湘商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千载对逢的历史机遇。
——摘自杨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与湘商发展
根据上述两则材料，结合湖湘文化内涵及近代湖南人探索的相关史实，以“文化与现代化”主题，自拟论题展开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