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 州数 | 县数 | 水利工程总数 | 未确知具体时间的工程数 | 前期工程占总数的% |
关内 | 10 | 18 | 24 | 2 | 46% |
河南 | 14 | 19 | 25 | 2 | 88% |
河东 | 6 | 8 | 17 | 94% | |
河北 | 17 | 31 | 52 | 3 | 84.6% |
淮南 | 5 | 8 | 20 | 30% | |
江南 | 17 | 388 | 74 | 2 | 33.7% |
每一种文化犹如有机体，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过程。……（以前）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现在）不承认任何文化占有优越地位。 |
历史缩影：宋代都城商业广告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时期，也是商业环境和广告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期。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其广告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广告形式进一步发展，新型的广告形式也不断出现。
宋代都城广告类型表
广告类型 | 具体形态 | 资料来源 |
招幌广告 | 各具经营特色、经营风格的店铺散落在居民区中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刘家上色沉檀栋香”“杨家应症”“王家罗锦疋帛铺”“王员外家”“刘家上色”等店招。 | 《清明上河图》 |
叫卖广告 | 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 | 《东京梦华录》 |
店堂装饰 | 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桅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汁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 《梦粱录·酒肆》 |
印刷广告 | 出现独立于出现了独立于产品和店铺之外的广告形式：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铜版雕版印刷广告；书籍广告 | 中国历史博物馆 |
灯饰广告 | 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 | 《东京梦华录》 |
——据杨海军《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整理
对宋代都城商业广告的特点进行合理的阐释。
崔溥《漂海录》与明代社会
材料一
明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35岁的朝鲜儒士、弘文馆副校理崔溥在济州岛执行公务，返乡奔父丧，遭遇海上风浪，漂海13天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登岸，意外开启了4个半月的中国之旅。后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回国后，他用汉文写出了《漂海录》，这部以日记体形式的著作，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 ——据林海金《崔溥与〈漂海录〉》等整理 |
材料二 2016年11月，由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共同举行的展览“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以《漂海录》为线索，辅以中韩两国超过300件馆藏文物，重点探寻崔溥在中国江南的游历足迹，展示《漂海录》中生动的人物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盛况。展览分为四个单元：
——据王佳月《以个人为支点——浙江省博物馆“漂海闻见”展览回顾》整理
鲁运河沿线聚落的空间变迁
材料一 清代末期鲁运河沿线的聚落分布仍集中于运河沿线发展，但是，相比较于明代末期，鲁运河沿线聚落的分布趋近于远离运河沿线缓冲半径的区域，且中间距离段聚落分布相对均衡。曾经繁盛一时的运河城市带逐渐黯然失色。
材料二
——材料一、二均摘自赵亚琛《大运河沿线聚落空间解析及适应性发展研究》
材料三 鲁运河相关历史大事记（部分）
·1855年，黄河主流从河南兰考决口改道北上，运河河道淤塞，废弛近十余年。 ·1855-1868年，运河沿线成为厮杀的战场。 ·1858-1860年，南京、烟台、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 ·1872年，轮船招商局开始承运漕粮，海运漕粮遂成定例。 ·1900年，京津铁路建成。 ·1902年，清政府正式宣布漕运制度废止。 ·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 ·辛亥革命后，山东省公路建设发展较快，大运河沿线的德州、聊城、临清、济宁等地都有公路通往其它地区；山东分布最密集的交通运输线路在胶东和鲁西北地区，即黄河以北地区的运河区。 ·20世纪初，山东东部沿海开设多个通商口岸，山东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向东南沿海偏移。 |
——据武翠、王敏《试析京杭运河山东段在近代的衰落原因》等整理
结合材料，以“鲁运河沿线聚落的空间变迁”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时代中的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往，如果不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对广大中国士人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一大批士人流落民间，就不会有商务印书馆，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近现代出版业。同样，如果不是商务印书馆中的一批文化人有意识地扶持和推动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有意识地出版各种思想文化出版物，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探索，无疑也要逊色得多。翻阅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人们会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学者，都与商务印书馆打过交道，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钱穆等，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界人物，如盛宣怀、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也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同样，影响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许多重要著作、重要刊物，也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发行的，如严（复）译名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金岳霖的《论道》、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因此，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历史。
——摘编自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