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 | 出处 |
(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嬴梨果,檀棘桑麻,团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 郦道元《水经注·比水注》 |
(樊宏)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 范晔《后汉书·樊宏传》 |
时间 | 朝代 | 门下省诸局 | |||||
502—557 | 南梁 | 公车 | 太官 | 太医 | 骅骝厩 | ||
550—557 | 北齐 | 主衣 | 尚食 | 尚药 | 殿中 | 斋帅 | 领左右 |
581—604 | 隋文帝 | 御府 | 尚食 | 尚药 | 殿内 | 城门 | 符玺 |
604—618 | 隋炀帝 | 符玺 |
类型比例(%) 时期 | 核心家庭 (2~3人) | 主干家庭 (6—8人) | 联合家庭 10人以上 | 其他家庭 | 总计 | |
701~769年 | 户数(户) | 47 | 13 | 9 | 14 | 83 |
百分比 | 56.6 | 15.7 | 10.4 | 17.3 | 100 | |
820~876年 | 户数(户) | 3 | 6 | 12 | 2 | 23 |
百分比 | 13 | 26 | 51.2 | 9.8 | 100 |
材料一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为吏之道》《语书》等律令文书,体现了秦的法制。其中《语书》记载了南郡(今湖北荆州)太守训告:国家的制度法令已经完备,官吏和百姓却不遵守,仍沉溺于乡俗陋习,致使君主制定的法令形同虚设,助长了歪风邪气,不仅有害国家,也不便于百姓。
——摘编自《睡虎地秦墓竹简》
材料二 曹参是黄老思想有力提倡者,继萧何任丞相,一切遵照旧规,把好出风头的官吏都免职了。汉文帝践行老子提出的“慈”“俭”“不为天下先”,持保守之政,不做积极的兴建,只有对人民增加信任,没有增加干涉,以成“文景之治”的安定与富庶。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三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书》卷6《武帝纪》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材料 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下表是对“分裂下的南北朝:孰是历史主流”观点的不同表述。
阁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 “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十六国北朝则‘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是一段插入的‘并非必然的过程’,南北朝历史的显著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
评述材料中关于历史主流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述,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