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 | 示例 |
每个秦郡大体即是按照一个地理单元来 划分 | 汉中郡的范围与汉中盆地大体相当南阳郡的辖区也即相当于南阳盆地 |
如果自然区域的范围比较大，就分设为两郡 | 云中与九原两都共同管辖河套冲积平原巴郡和蜀郡一起统辖四川盆地 |
每郡大多以一个肥沃的盆地或平原为核心，然后推广到四周的高原或山地 | 北地、上郡、上党、太原、河东、代郡、雁门等郡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
①盛唐时期的实际人口数超过一亿 ②番薯引进促进了宋元时期人口增长
③清朝赋役改革导致隐匿人口减少 ④战乱与灾疫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
——摘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 图像史料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包含了复杂的判断。图被称为“凿空丝路的图像记忆”，但有一些明显的“错误”。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壁画中找出两处“错误”，并就“错误”产生的原因分别予以说明。（要求：信息有效，史实准确，阐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在取得栽种技术和纺织技术的突破后，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元世祖曾设立江西、福建、浙东、湖广、江东五省木棉提举司，强迫百姓每年缴纳棉布十多万匹。明太祖于1367年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丁培利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17世纪中期，印度的棉布进入英国市场，迅即对传统的羊毛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出于对传统羊毛业的保护，英国议会颁布法案限制棉布进口。但由于消费者对棉织品的需求，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棉纺织业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流入新建的工厂，操作生产棉线和布料的机器。18世纪末，英国国内制造商对于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但英国并不出产棉花，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埃及、印度以及中国进入了由棉花所连接在一起的全球棉花产业，而英美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帝国纷纷建立起棉花纺织工业，并确立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棉花：理解资本主义的最佳作物》等
材料三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材料四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