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六校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9...

表1出任刺史前担任的职务

表2离任后担任的官职

注：图中的黑色圆点表示折算后的“实际价格”，曲线则表示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

材料一   《论语》《孟子》没有去谈天，《论语》重实践；《孟子》强调“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孔孟都重视“仁”，他们都是由下往上谈，认为先把人做好了，就明白什么是天理与命。《中庸》《易传》与汉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讲求用道德实践去证天理，由下往上；而董仲舒则认为道德由天规范，人应该效法天。据推测，《中庸》成书于战国末期和汉初之间。《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映的是封侯建国的时代，其中非常清晰的等级序列，是周代贵族政体的反映，与汉代专制政体的基本精神是矛盾的。这间接证明《大学》成书的年代可能为战国末期。

——摘编自刘瑶瑶《〈中庸〉〈大学〉在思想史的成书考证》

材料二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熹（1130—1200）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宣告此二篇成为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元仁宗恢复科举，“四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为惯例。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摘编自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材料   东晋末年，玄学盛行，士族深受玄学影响，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崇尚“无为”。士族垄断国家政权，世代担任重要官职，“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士族还封山占水，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愈演愈烈，地方刺史频频借讨伐之.名肆意征伐，连年混战。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太尉刘裕改革选官制度，重用寒士，主张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唯才是举”的原则选拔人才——不计较官员的出身，重视他们的品行和能力。改革期间，他重用了一批出身卑微的人，如朱龄石、刘穆之、檀道济等。义熙八年（412年），刘裕借皇帝名义，“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弛湖池之禁”，并禁止士族封山占水向百姓收租。他还严厉削弱方镇，明确规定州府置将和官吏的数额。义熙改革历时18年（405—422年），为“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董振昌等《浅析南朝刘裕的义熙改革》

材料   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长期被中原人视为“蛮荒地带”。至公元1000年左右，中原文明仍处于主导地位。吴地加速开发的契机在安史之乱之后才出现，这一时期，人们大力发展丘陵地区的农业，使大片沼泽变为良田，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开始逐渐南移。宋元时期，江南代替中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明清时期，吴地成为中国首富之区。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达到“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的水平。丝织业分工更加细密，绫、绢和罗等各种专门的织机出现，能制造各种复杂的花纹。苏州的水陆交通发达，“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姑苏繁华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苏州工商业繁荣的盛况。

——摘编自李晓燕《明清时期吴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市民文化的发展》

材料一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刘知几）曰：“自古已（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摘编自【后晋】刘昫等《旧唐书》

材料二   盖欲为良史（优秀的史官）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矣……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彩），食之需乎味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

——摘编自【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史学人才的成长提出一个具体的观点（对材料中观点加以借鉴、修改、补充均可），并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