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摘编自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苗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
材料一 农具的西洋化倾向在洋务运动时就开始了。最先明确倡导西式农业机械者，是思想家冯桂芬。他在1861年撰写了《校邠庐抗议》，谈到“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今欲采西学……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1877年，张德彝出使英国，接见英国制造耕田机器的工匠郎茀娄，郎氏展现耕田机器的图纸：“各有铁轮关键，而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张德彝认为“可谓巧夺天工矣”。维新政论家王韬多年游历英国、日本，于1883年提出建议，以京师为首的北方官地，“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设农商部、省级设实业厅、各县设劝业所，颁布农业法规，指导农业经济和农具改良。1913年，王章昺在《农具篇》中说，“泰西诸国农具，讲求器械，一人能力可兼数十百人。吾华号称农国，却以农具不精，农业日惰，处此人类竞争，天择物竞之时”，“倘不及时改弦更张以利农者利国，则民生国计之前途宁复堪问哉”，将改革农具和采用西方机械上升到中国在世界能否生存的高度。1927年到1937年，从中央到县都设立了相应的农业管理机构、农业试验机关。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更多归国，投入经济行政、农业教育和乡村建设之中。1944年，农业经济学家曲直生指出：“育种防腐病虫害各工作，今年已有相当成绩……惟农具问题，至今仍属停滞不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金铮《机械与机械化：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共识及忧虑》
材料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作为时代的象征，记录了民族历史。《邮票看中国》一书在邮票的方寸天地之间，展示与铭刻了国家发展的无数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下表标题摘编自这本书的目录。
标题 |
“纯情岁月”（1949—1959） |
“躬耕季节”（1980—1989） |
“春日辰光”（1990—1999） |
“希望朝旭”（2000—2009） |
“新的征程”（2010—2019） |
根据材料，任选一个时段，另拟一个能够反映其时代特征的标题，并结合新中国的发展成就进行论证。（要求：主题明确，观点突出，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