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周飞亚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更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是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因而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宗旨，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敞襟宽袍，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第24 版，有删改）
鞋匠和他的儿子
曾颖
鞋匠是我们小区必不可少的人，他修的鞋既美观又舒适。有一年城里迎接创卫检查，他消失了一段时间，搞得小区许多人见面相互问候的话都是他的行踪。
鞋匠不仅修鞋修得好，而且心地也很善良，很多孤残老人找他修鞋他都分文不取，他不是不需要那几元钱，而是不忍心。他也因此成为物业管理公司特许在小区围墙内经营的唯一小摊。
然而，他的运气并不像人们所羡慕的那么好。他的妻子，那位和他自由相爱不成而一道私奔出来的乡下女子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离去，也带走了那个爱一面哼歌一面补鞋的鞋匠，最终使他成为一架只知埋头干活的机器。
惟一能让他看到妻子影子的，便只有他们的儿子了。这小家伙似乎有穷家孩子懂事早的天分，每天都安然睡在补鞋挑子里，只在饿急了的时候才小猫一样轻哭两声。每当这个时候，鞋匠就会从怀里取出奶瓶，把带着体温的米糊放进那小鸟一样的口中。小区的婆婆奶奶们看到这幅景象，纷纷回家，把孙儿们不吃的奶粉和不用的衣物找出来给了他。家中有婴儿的人家，甚至还给他送来自家孩子消化不完的母乳。
可怜的小家伙吃着百家的奶居然一天天长大了起来。鞋匠却并不因此就有所松懈，他对儿子的关心更进了一层。冬天水冷，他用嘴含温了才给儿子喝。没人给他们送饭，每顿的冷饭，他都是先嚼乱了才喂给儿子吃。保安们看他可怜，就送了他一个煤油炉，特许他在小区里点火。这事，连最不好说话的保安主任也没反对。
儿子是鞋匠唯一的欢乐，只有儿子咯咯笑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鞋匠笑，他二十几岁的脸居然比四十岁还沧桑。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儿子就5岁了。5岁的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能帮父亲递钉子锤子或抹鞋上的灰尘，干起活来居然很老练，惹得过路的人们都跟鞋匠开玩笑说：哟，你真有福气，都有接班人了。
鞋匠听了这话，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半天不动一下。之后，他就开始留心关于学校的事，每有人来补鞋，他便要向人打听小孩上学的事。越听，越没有信心，越听，越觉得可怕。城里的人们说：我们有城市户口，娃儿读书都贵得吓人，你么……
5岁的娃娃即将到来的读书问题使鞋匠像嗅到冬天气息的松鼠那样充满了紧迫感。但他为孩子找读书的机会显然比松鼠找松果难得多，鞋匠因此显得更加绝望，整天魂不守舍。有一天甚至还发生了历史性的差错，将刘大爷的鞋送给了张大妈而又将陈先生拿来上线的鞋钉上了铁掌。
几天后，小区里流传出一个消息，说鞋匠要将儿子送出去，什么条件也不要，只要对方是有文化的人家。大伙起初不相信，去问鞋匠，鞋匠点头说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儿子像自己这么活。
有几对无儿女的中年夫妇来找他，他问过对方的职业之后，摇摇头，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有一个工程师来找他，他想了半天，把孩子使劲抱在怀中一回之后，就同意了。工程师给他五千元钱，他没要。鞋匠又开始埋头补鞋。儿子常穿件新衣服来摊边，照样递锤子抹鞋子。每当这时，他总会挥手让他走。儿子不走，他就举手吓他。吓也吓不走。终于有一天，他发火了，抱起孩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是这个苦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挨的第一顿打。
从此，孩子再没敢在鞋匠面前出现，只远远地躲在远处看他。工程师夫妇于心不忍，就来找鞋匠说：这事……还是算了吧。鞋匠一听，就急了，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一定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第二天一早，鞋匠就和他的鞋摊一起消失了。人们说：创卫还早着呢，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好的摊哟。
小区再没有了鞋摊，有几个外地鞋匠想进来填补空白，被保安们骂走了。保安都是乡下人，他们都说受不了鞋匠的儿子盯着鞋摊的眼神……
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
王刚中，字时亨，饶州乐平人，博览强记。绍兴十五年，进士第二人。故事当召试，秦桧怒其不诣己，授洪州教授。桧死，召见，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孝宗为普安郡王，刚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迁中书舍人，言：“御敌今日先务，敌强则犯边，弱则请盟。今勿计敌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择将帅，搜战士，实边储，备器械，国势富强，将良士勇，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上韪其言。会西蜀谋帅，上曰：“无以逾王刚中矣。”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时吴璘累官阀至大帅，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节雄一方。惟刚中检身以法，示人以礼，不立崖堑，驭吏恩威并行，羽檄纷沓，从容裁决，皆中机会。敌骑度大散关人情汹汹刚中跨一马夜驰二百里起吴璘于帐中责之曰大将与国义同休戚临敌安得高枕而卧璘大惊。又以蜡书抵张正彦济师。西师大集，金兵败走。方议奏捷，刚中倍道驰还，谓其属李焘曰：“将帅之功，吾何有焉。”焘唶曰：“身督战而功成不居，过人远矣。”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岁久淤淀，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府学礼殿，东汉兴平中建，遭时多故，日就倾圮，属九县缮完，悉复其旧。葺诸葛武侯祠，表贤以示民。有女巫蓄蛇为妖，杀蛇，黥之。孝宗受禅，金犯淮，有旨趣刚中入见，陈战守之策。刚中曰：“战守者实事，和议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实事。”又奏四事：开屯田、省浮费、选将帅、汰冗兵。居政府，属疾卒，年六十三，赠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谥恭简。建炎间，诏阶、成、岷、凤四州刺壮丁为兵，众以为忧。刚中建言五害罢之，免符下，民欢呼，声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数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无他嗜好，公退惟读书著文为乐。有《易说》《春秋通义》《东溪集》《应斋笔录》等，凡百余卷。
（节选自《宋史•王刚中传》）
①每侍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
②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书情寄上苏州韦使君兼呈吴县李明府【注】
崔峒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
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
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
【注】这首诗作于崔峒晚年，其时，崔峒在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闲官。诗题中“韦使君”指韦应物。
①《论语》中将学习和思考的关系表述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荀子《劝学》篇中， 也有一句提到了学与思的关系，这句是“，”。
②李商隐《锦瑟》中，诗人从“追梦”中醒来，知道那梦已经远去，并且当时就不太分明，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怀的名句是“？”。
③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节选）》中，表明自己在同学中虽然穿着破旧，但也不羡慕他们的两句 是“，”。
①造林绿化，既能保持水土增加空气湿度，又能降低雾霾发生率，是一举两得的事。
②到了半夜，小说终于脱稿，于三江踌躇满志地摸着胡子，长长松了口气。
③跨越式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泥沙俱下 ，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④在座的各位都是本领域的顶尖专家，我们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高见，大家不必客气．就姑妄言之吧。
⑤近年来，在种种灾害面前，各级政府防患未然 ，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力争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⑥对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我们不仅要多加指导，还要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使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
“日晕”是日光通过云层中的冰晶时，经折射而形成的围绕太阳呈彩色环形的光现象。有的人则赋予了它一个诗意的别称：神光。 。雪后的晴天容易出现“神光”，其道理跟雨后出现彩虹如出一辙。
病毒一开始可能在局部范围内暴发，不构成全球威胁。一旦 ， 人们才开始投入人力和物力研究。美国将感染医生接回国内，等于。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人类已经掌握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控制方法。目前在制备疫苗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困难，但。
在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些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开始信奉圣诞老人了，开始在麦当劳必胜客过生日了，可是对很多祖宗传下来的浸润着华夏历史及几千年文明的东西感到陌生，不知道毛笔该怎么握，不知道算盘该怎么打，没有读过线装书，没有见过长命锁，没有上过八仙桌……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和认识？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