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时 | 中书省（中书令） | 门下省（侍中） | 尚书省（左右仆射） |
高宗时 | 西台（右相） | 东台（左相） | 中台（左右匡政） |
玄宗开元初年 | 紫微省（紫微令） | 黄门省（黄门监） | 尚书省（左右丞相） |
行业地区 | 机器 | 冶炼 | 电器 | 化学 | 纺织 | 其他 | 合计 |
重庆区 | 159 | 17 | 23 | 120 | 62 | 48 | 429 |
川中区 | 16 | 23 | 3 | 100 | 31 | 14 | 187 |
桂林区 | 17 | 4 | 8 | 8 | 23 | 7 | 67 |
昆明区 | 11 | 6 | 7 | 25 | 18 | 13 | 80 |
贵阳区 | 6 | 1 | 0 | 7 | 1 | 3 | 18 |
材料一：洛克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但是，人民应该拥有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政府不能履行契约所规定给它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安全的责任。洛克清楚地阐述了政教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这种自由主义成为17世纪英国和荷兰思想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宗教宽容、强调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对个人劳动所得的尊重、重视正在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拥护所有权和监督权、拥护人人平等、重视教育等观点。此外，自由主义由于强调解除教会和国家的强制性征税，所以它在过去和现在都体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的色彩。洛克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明显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创者，并几乎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第二天性。这种哲学与牛顿的经验主义一起给伏尔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把这种哲学的精神和观念带回到法国。
——摘编自【美】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
材料二：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人格的典范，然而，“健全的个人主义”除了西方的思想资源之外，还有中国先奏传统的影响。胡适认为精神当以物质为基础，提出“实际的仁爱论”，引进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想。试图推进抽象的儒家之爱。同时他主张知耻、孝悌等传统道德条目，重新考量“忠恕之道”。主张尊重他人的主体性；他还批评孔子的中道立场，主张狂狷人格；他反对以孟子为代表的“独善的个人主义”，主张“成器论”，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成德论。胡适的自由人格论……具有某种圆融性。
——摘编自蔡志栋《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论》
材料：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其《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一直争议不断，很多人对其是否到过中国存疑。马可·波罗生前曾面对亲友的责难，表白绝来言过其实，其所见异事“尚未说到一半”。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Wood）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否认其到过中国；1999年，中国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出版《马可·波罗在中国》，确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论争的主要问题大体为：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无直接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书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语名等。
有人从争辩双方的学术背景方面进行了论证，几乎中国所有蒙元史学者都认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英国学者吴芳思是否认派的代表，其不是研究蒙元史的专家；只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
——据刘大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
根据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论题进行阐释。（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释须史论结合）
材料：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组成一个有12个部参加的委员会，在牛津大学贝弗里奇教授的领导下，调查现存的国民社会保险方案及其有关的服务措施并提出建议。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认为，社会保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只有在个人与国家合作下才能完成。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艾德礼出任首相。开始逐步推行贝弗里奇计划。政府先后颁布了《家庭补助法》《新国民保险法》《国民救助法》《国民医疗服务法》等。到1948年，艾德礼宣称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战后的历届政府都不断制定各种法律，完善和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单就1970——1971年度统计，在英国的财政支出中，住宅、环境服务、科技、保健、个人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共占59.93%。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材料：“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面对日军侵略，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随即发表宣言，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军，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活动范围遍及70余个县。一批当时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继东北爱国军民开始抗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屡掀高潮，上海军民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一线和察哈尔、绥远等地的爱国军民相继展开了英勇抗战，从而使局部抗战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激发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此后，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张从田《确立“十四年抗战”的重大意义》
材料：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孙中山所说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把道德范围的东西放在知识范围中来探讨，认为应该先从个人的内省与自我完善做起，讲究自身的文明修养，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沿袭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家族是国家的基层团体，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合群图强然后才能讲民族主义，而且只有先恢复民族主义才能讲世界主义。二是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摘编自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