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世上风景闲流水，端的还是要人慢下来。中国这如诗的城市中，最是江城得了个中___________ ， 且将它___________地挥洒出来。这___________江城街头巷尾、湖畔公园里数不胜数的茶馆、茶铺，一个人在清晨里不慌不忙地起来，___________到茶馆里，一坐就是一天，那叫一个悠闲!
电脑最基本的构成是处理器、内存和总线结构，它最基本的行为是对从外部输入或接收的信息和指令作出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但电脑仍存在很大弱点，那就是它本身没有思维能力，不具备人所具有的智力，它只能依照预定的程序运行。
①电脑经历了几代的变革，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断提高，所以在它的工具功能上，人脑自愧不如
②人脑的功能单元是神经元，在电脑中则是硅晶体管
③最大的电脑的记忆容量是1012个字节，人脑的记忆容量的字节数则大约为10后面跟8432个零
④一个晶体管就是一个快速打开和关闭的开关，它在与它相连的电路中产生电脉冲
⑤如人的脑神经传递信息是毫秒数量级，而计算机的为纳秒，比人快了100万倍
⑥这就产生了电脑存储和调用数据的语言
①庄子在《逍遥游》中劝世人要认清自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荣辱的界限的句是：“，。”
②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状写眼前之景，下阕怀古抒情，其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③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两句用春景比喻北国的奇丽雪景，极富想象力。
送别杜审言①
宋之问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
别路追孙楚②，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春夜别友人
陈子昂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注】①公元698年，杜审言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宋之问写此诗以赠。
②孙楚，西晋文学家，名重一时，但“多所凌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始参镇东军事。
马世奇，字君常，无锡人。世奇幼颖异，嗜学，有文名。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帝遣词臣分谕诸藩。世奇使山东、湖广、江西诸王府，所至却馈遗。还，进左谕德。父忧归。
久之还朝，进左庶子。帝数召廷臣问御寇策。世奇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帝善其言，为下诏申饬。时寇警日亟，每召对，诸大臣无能画一策。世奇归邸，辄太息泣下，曰：“事不可为矣。”
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 ， 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仆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将自经二妾盛饰前世奇讶曰若以我死将辞我去耶对曰闻主人尽节我二人来从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并自经。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缢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将死，贻书世奇，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①矣。”
世奇修颐广颡，扬眉大耳，砥名行，居馆阁有声，好推奖后进。为人廉，父死，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②三千助丧。世奇辞曰：“苏饥，留此可用振。”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远嫌，除服不赴都。及还朝，延儒已赐死，亲昵者率避去，世奇经纪其丧。其好义如此。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
（节选自《明史·马世奇传》）
【注】①息壤：文中指誓言。②赎锾（huán）：罚金。
①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
②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将死，贻书世奇，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
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