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
庄晓丹
①这几年中国人对待心理学是工具化的，从我的临床经验看，100个人里可能只有1个人是完全为了探索自我而来的，通常多数来访者都是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他们不太看重了解自己，对自己也不太有好奇心。
②在这种概念模糊的背景下，我们谈论中国的“自我”和“自我探索”，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中国过去可能是没有的。
③西方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中国的“我”是关系性的存在，比如：对于父母来讲，“我”是子女：对于领导来讲，“我”是下属：对于妻子来讲，“我”是丈夫等等。“我”始终在一个家庭、组织、社会、阶层框架里，“我是谁”是一种社会标签，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④如果从西方理论角度去考虑，中国的“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青少年水平的“我”。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曾经提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他把人的心理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不同阶段要发展不同的社会心理能力。在青少年阶段发展的“我”，是根据周围的人和团体来定义的。我们会观察到，人在青少年阶段非常喜欢抱团和比较，因为青少年的“我”完全是根据和同侪比较来发展和定义的。
⑤但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实际上还需要继续发展到成年人，成为独立的“自我”，然后进入亲密关系。西方有很多理论描述独立的、成熟的“自我”，简单讲，当一个人明确知道，他脱离了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定义时，他是谁，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了。如果一个人发展出独立的“自我”，处理亲密关系也好，其他问题也好，都会迎刃而解。
⑥当下的中国人没有从关系性的“自我”，发展成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具备的独立“自我”。我觉得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是没榜样，还有就是中国文化本身也不太强调自我，不太支持这种发展。
⑦如果按照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青少年时期应该发展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那几年中国学生在准备高考。我的高中班主任说，现在的孩子一门心思学习，除此以外同学之间互相都不怎么说话。功利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家长、学校共同施加的压力，导致青少年没有空间去发展自我。这样的孩子是以小学阶段基于家庭的自我进入大学的，在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再发展青少年阶段的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然后他们就毕业了，以这样的自我进入了社会。
⑧进入社会就更没时间了。现在的某种舆论是，人到了30岁还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人生基本就算失败了，似乎到了35岁就要被职场淘汰了，所以大家每一步都很着急。
⑨如果要发展自我，不说特别系统化、复杂化的条件，首先它需要一个人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有空间去探索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是需要跟人互动、在实践中试错的。我试一下这个，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我再去试一下那个，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
⑩现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容错区间很小，一步错就可能步步错，前面没赶上车，后面可能就不许你上车了。大家是不太敢有勇气，去做探索自我这样“正事”以外的事情的。
⑪家长的自我可能也停留在那个青少年阶段。我们在养育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父母的心理年龄大概在什么水平，孩子的生理年龄超过这个岁数就开始出问题。一个心理年龄12岁的家长带一个生理年龄18岁的孩子，他不可能告诉孩子18岁之后怎么办，孩子就只能自己摸索。
⑫再者，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强调也不太支持自我的，这可能跟农耕文明有关系。农耕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无论一个人自我的程度怎么样，最终他所在的家族比较好，他也能比较好，并且年复一年生活变化不大。这样的社会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一个人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都是差不多的，他只要跟着传统一步一步来，不出现杂音，就能运行良好。
⑬现代社会具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并且始终在变化，但我们还是会受到传统的影响。人类对陌生的东西都是有警惕性的，传统对它的态度是不确定，甚至是排斥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更没有诉求去寻找一个独立自我。这是不被鼓励的，甚至会遭到负面反馈。
⑭“自我”在中国是个新概念，但如果不努力发展独立的自我，我们面对的心理学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只有成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成年人，我们才能正确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