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戏剧是由演员在舞台上妆扮表演且以代言体叙述故事的艺术。戏剧的代言体，是指演员在舞台上通过化妆和摹仿等手段假定性地化身为戏剧人物，不仅以该戏剧人物的身份、言语和行动，更通过样貌、声音和行为模式等途径，努力营造如同真正的戏剧人物出现于观众面前的幻觉。戏曲用独特的脚色制，将所有演员分为不同的行当、帮助观众跨越演员和戏剧人物之间的界限。脚色制不仅是戏曲内部的行业制度，更是用以表现不同类型戏剧人物的表演体制，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②戏剧这种艺术样式以演员的表演为媒介，通过有限的演员，把整个人类历史与现实作为其表现对象。戏剧的本质特征是由演员“扮演”人物，但演员数量是有限的，而戏剧人物是无限的，演员与戏剧人物无法一一对应。观演双方的关系，就建立在观众认同演员在舞台上通过扮演转化为戏剧人物这一重要默契的基础上。但默契的前提是戏剧表演者所运用的艺术化手段，能引导观众忽视有限的演员需在不同戏剧作品中扮演无限多的戏剧人物这一明显的矛盾。这就需要演员在不同剧目（甚至在同一剧目）中扮演不同戏剧人物时采用合适的手段和途径，为观众营造误将演员视同戏剧人物的幻觉。
③戏曲更倾向于通过将所有戏剧人物按照表演艺术的需要分为不同的“类”，这里所说的“类”的表现方式就是“脚色”。
④戏曲的脚色制指戏班剧团里的所有演员都分门别类归属于各自的“行当”。每个戏曲演员都有相对固定的具体分工，分别司职扮演某一类戏剧人物，是谓“脚色”。如洛地所言，“脚色，是因演员设置分工而划分、安排的剧中人物的分类，同时又是按剧中人物分类而安排、划分的演员分工。”“脚色”和一般的戏剧术语“角色”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每个脚色都有其按例应该负责扮演的戏剧人物，即“角色”。
⑤在戏曲成熟之前脚色制就已经形成其雏形。学者延保全通过对大量宋金元文物的考证，指出“宋杂剧通常有五个脚色，其中包括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金院本的脚色体制亦与之相同。然而，直至南宋戏文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脚色体系才真正形成。始于北宋末年或两宋之交的南宋戏文有完备的生、旦、净、末、丑五大脚色的划分，这一脚色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从宋杂剧、金院本到标志着戏曲成熟形态的南戏和元杂剧，脚色体系的称谓有某些明显的变化。主要扮演女性角色的“旦”从“引戏”演化而来，而“引戏”的前身是“引舞”，主要扮演男性角色的“末”则从“末泥”转化而来，它的前身是戏头。也有歌舞的渊源，是负责歌唱的“舞头”在戏剧中的演变。
⑥戏曲脚色制的成熟有一些重要标志， 包括“末”和“生”的分离及“净"和“丑”的分离。宋杂剧金院本没有净行，从宋杂剧金院本向成熟的戏曲形态——南戏和元杂剧演变过程中，就在“副净”转化为“丑”的同时，其表演上的特色与“净”开始出现明显区隔，变为两个行当。从现存南戏和元杂剧的剧本可见，净和丑之间分工十分明确，滑稽调笑的功能主要由“丑”承担，而“净”虽然和丑一样在装扮上以涂面为标志，在表演上则更近于正色。无论是从功能看还是从表演风格看，南戏和元杂剧里的“净”前身仿佛都更近于宋杂剧、金院本里的“装孤”。而与“副净’迥然相异。从宋杂剧、金院本的表演分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个主要脚色，到南宋戏文和元杂剧分生、旦、净、末、丑五个主要脚色，看似差别细微，却完成了从表演小型节目的宋杂剧、金院本所需的脚色体系到表演有完整叙事内容的南戏所需的脚色体系之间的关键递进，戏曲因此才形成完备的脚色体系。这一体系在昆曲中得到完备和系统的接续，并最终影响几乎所有戏曲剧种。
⑦戏曲的脚色体系不受角色数量的限制，从而解决了戏剧人物在数量上的无限和演员在数量上的有限这一矛盾，这是脚色制的重要价值之一。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戏剧智慧。又与戏剧的一般规律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傅谨《脚色与行当》，《新华文摘》2020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二
①什么“跳进跳出”，什么“写实写意”，我们总在这两个圈子里做文章，没有更多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戏曲岂只是“跳进跳出”？这个自由度，咱们评弹、演戏，和现众的交流是多么自由，实现的方式有多么丰富。什么一会我进角色，一会我出角色。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演员与角色的所谓界限。这个不是哪个西方戏剧能够实现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太高明的地方。
②西方传统戏剧的表演理论认为演员创造角色的至高境界是“我就是”，即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是多重的关系，它在扮演中不刻意追求合一。演员与角色时而交替、时而并存、时而自己都讲不清此时此刻我到底是角色还是我自己：经常还时不时地同观众一起审视、欣赏、评价、调节、控制自己的表演，这种中性的状态能使演员获得心理的、形体的、声音的解放，自自由由地与观众交流，时而进，时而出，叙述的、人物的、审视的、体验的无所不能。这才是表演的自由王国，是表演艺术成熟的标志。
（节选自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和学术概念之一，由“中华”和“民族”两部分构成。“中华”是中国固有词汇，其词义虽历经变迁，但仍相对稳定。“中华”二字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华民族起源和生息于同一片中华大地；第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断壮大的机理是文化多元和政治统一。
第一，何谓中华大地？中华大地东起兴安岭，北至蒙古高原，西至葱岭，南达海洋，随着历史发展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历史地理空间。近代以前，世界各大文明都无固定边界，文明边界随王朝兴袁而盈缩不定。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中华大地，也随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兴替而不断变迁。总体而言，从夏商周到秦汉，从秦汉到明清，统一国家的周期性重建和发展，使中华大地不断扩大。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发展，至清代达到高峰，东北地区、正北蒙古、西北新疆，西南西藏与内地共同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区最终统一起来。如果说，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版图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逻辑结论，那么，中华大地的历史生长也至此成熟。近代以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固定疆界成为现代国家的生存必需。中华大地不再只是中华民族生活空间的历史呈现，更须寻求此历史空间的现代法理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取得了国家形式，中华大地也确立起法定疆域。中华大地从传统天下体系中摆脱出来，不再因王朝兴衰而盈缩不定，从而为中华现代国家奠定了稳固的领土要素。中华大地的历史呈现及其现代法理化，为解决谁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时空框架。中华大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生息繁衍的人们，无论语言、习俗、宗教、人种等方面的差异，都是历史和现今的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也主要在此疆域内展开。这赋予中华民族鲜明的属地性。
第二，文化多元和政治统一。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五千余年，必有其源远流长、不断壮大的机理，这个机理就是文化多元和政治统一。在中华大地上，不断自发生长和外来融入的文化，只要能为人们提供更好更便利的生活，皆可一律利用，皆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和交融，使中华民族养成了兼容并蓄的品质。
不过，文化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发展方向．多元文化平等相处、互为取鉴的关键是政治统一。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统一的周期性重建和扩大。追求统一，构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心理：即以统一为正义、分裂为不义：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的前提，而历史上的分裂，不过是为更高程度的统一准备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统一，并不建立在某种文化特质基础上，相反，政治统一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古代政治早熟，在多元文化的保存上，表现得相当游刃有余。文化的多元性，与其说是一种刻意建构，不如说是固政治统一的自足而造成的文化从容状态。
（摘编自《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基本内涵与建设逻辑》）
如今，各种“方言梗”在几大短视频平台上占据了半壁江山。伴随着网络自创语言走红的，还有各种爆款方言。我们不禁要问，方言是“土气”的存在吗？“方言梗”流行的背后有怎样的文化认同？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聊到汉语的特点。汉语是一种方言种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语言，除普通话外，还有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十大方言，内部差异巨大，特别是我国的东南地区，有很多方言土语之间完全无法通话。
在全球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方言日渐式微，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现已成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大众的共同愿望。方言文化保护传承和普通话推广普及并不矛盾，因为两者有各自的使用空间和圈层——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公共场所、教育、行政和传媒中具有法定语言的地位，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更是基本语言权利；而方言则是区域性的，是民间语言，适用于非正式场合、家庭或其他私人领域。当前，面向普通话、方言乃至外语多语并存的社会生活环境，我国社会正逐渐形成“多语分用”的语言态度，即明确各语言、各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形成了主体与多元、公共与私人、正式与随意等并行不悖、和谐共处的语言生活观。
不过，短时间内要让所有方言迅速恢复同等的语言活力或使用频率，这既缺乏可行性，也没有必要。在此情况下，保护传承最可行的办法是开发利用，即以利用促使用、以使用促保护、以保护促传承。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主体是社会大众，而青少年是关键人群。新媒体极大地推动了方言文艺娱乐的创作和传播，青少年通过短视频关注、了解并热爱方言，使方言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对方言的适度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方言梗”频上热搜，这是方言仍活跃于语言生活的表现，有用总比无用强，无须过分担心。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方言梗”走红里的那些被娱乐化、低俗化的方言，也隐藏着危机。一些“方言梗”里偏爱“土味”，仿佛可以带来接地气的感觉，但却屏蔽了地域文化之美；一些“方言梗”只顾矮化方言使用者以达到搞笑的目的，却忽视了挖掘并展示其蕴含的文化民俗及悠久历史；我们不能以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为名，就一窝蜂地刻板复制，让方言贴上“土”“烂”“俗”的标签。面对这种红极一时的网络文化现象，应注意避免盲目追求流量而裹挟着方言，与低级趣味挂钩，要积极探索并鼓励多样化的方言开发应用，塑造高端、典雅、文化气息浓郁的方言形象。近年来，海派音乐人林宝用上海话演绎了多首流行歌曲，如《上海谣》用吴侬软语将上海的历史变迁和上海人的喜怒哀乐娓娓道来，在新媒体平台上累计点击量破亿，颇受好评。
其实，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共同语也从乡土语言生活中走来。可以说，方言是共同语之根，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人们的乡土之情。方言文化也是乡村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它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独特的作用。
（节选自饶高琦、王莉宁《“方言梗”流行的背后有怎样的文化认同》，《光明日报》2021年6月24日）
材料一：
中庸以万物并育为其宇宙理想，这一理想与进取精神有何关联？进取精神的有无、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人类的实践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个目的，常常以“理想”的形态表现自身。如果理想与现实没有差距，进取精神就缺少生长的土壤；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较小，进取的动力就较弱；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较大，进取的动力就较强。
如果说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是进取精神的源头，那么“中庸”与“进取”就不是对立的，因为“中庸”是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理想的宇宙秩序，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现实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生有死、万物相争的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人与物、物与物的相争与对抗，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与万物相争的现实相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一个极其高远的理想，所以，秉持这一理想的儒家，必然要强调刚健有为，必然要储备极大的力量来改造这个世界。这意味着，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中庸”，蕴含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力量，蕴含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造世界的勇气。
中庸以“万物并育”的宇宙秩序为其理想，这一理想决定了它所蕴含的进取精神，具有不同于一般进取精神的价值指向。
首先，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秩序”的进取，是强调“关系”的进取。中庸所蕴含的进取精神，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也不是以群体为中心的。它的重心在个体间、团体间、万物间。但是，它也不是压制个体、压制团体、压制人类的。它所要求的秩序，是万物“并生”的秩序，是万物“各正性命”的秩序。而肯定万物之生、肯定万物“各正性命”的合理性，必然要给予万物自然生长的空间。
其次，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生存”“发展”权利、推崇“和平”手段的进取。"万物并育”以万物之生为前提，没有万物之生，其他权利就将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基于万物之生的，首先是其发展的权利，其他权利，是在万物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权利。没有发展的权利，其他权利也无由产生。以生存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中庸，必然以“和平”为主要手段，因为冲突与争斗，首先冲击的就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最后，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平等”与“仁爱”的进取。肯定万物并育，就会肯定万物在拥有生存和发展之基本权利方面的平等性；肯定万物并育，就会肯定“生生”的价值。“生生”在儒家看来，是“仁”的最基本的表现。儒者之仁，不限于“爱人”，还包括“赞天地之化育”。圣人“峻极于天”的作用，就是发育万物，这是"仁"的最普泛的表现。
总之，中庸以“万物并育”为其宇宙理想，这一理想的终极指向，是合理秩序造就的宇宙共同体。中庸之宏大理想的实现，中庸之艰巨事业的完成，离不开显性弘道的进取精神。对儒者而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是一种源自"天命"的召唤，回应这一召唤，必须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静芳《“中庸”中的进取精神》）
材料二∶
《中庸》的作者致力于构建哲学思想，其动机缘于忧患意识。《中席》表现出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庸》反复引述孔子"道之不行"的话，主要是哀叹中庸之道的废弃，老百姓缺乏已久，常人不能坚守，小人则肆无忌惮。世上的一切坏事与麻烦，在《中席》作者看来，都是中庸之道的毁坏所形成的。《中庸》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精神，与中国文学的写作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学写作精神出于忧患意识，即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圣贤著书大抵起源于人生遭遇不幸。哲学的沉思与诗文的写作一样，大都起源于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庸》认为，世间之人，不管何种出身，大抵行事都是凭着自己的日常判断与性情行事，以一己之见去判断，去行事，鲜有不陷于偏私与无知的。《中庸》为此极言人们达到中席看似容易，实则极难。《中庸》作者指出，世人不能做到中庸，一种是由于不明中庸之理，朱熹注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时指出∶“由不明，故不行。”另一种则是虽然明于道理，但在实践上却难以做到，即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号、攫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孔子慨叹，世人皆曰知道中庸，但是被人驱遣到了陷阱之中而不知道。可见，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为什么呢？原因是人们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弱点，唯圣人能够克服人性中的私欲。
（摘编自袁济喜《〈中庸〉探赜∶心性与审美》）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泠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热词，“圈层”指人们对信息的接受、文娱产品的选择以及社交，在某一相对固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大众文化圈层化，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副产品。根据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等多方面的大数据，互联网使用者被划定为若干个群组。不同种类的信息和文娱产品，依此精准推送。在此过程中，个体构建起具有独特自我标识的信息世界，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从我认识或认可的人那里获取”。
圈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面对海量内容，人们需要高效率地筛选出有效信息，因此形成对特定信息源的偏好和依赖。另外，当前文艺类型和文化产品丰富，文化市场不断细分，无论个人爱好多么小众，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都能找到同好。特定文化圈层一经形成，创造和沟通的模式随之诞生：同好之人可以一起探讨，共同深耕这一领域。比如某视频弹幕网站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许多内容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比如，以民族舞蹈、民乐、汉服等为代表的“国风”内容增长迅速，当前该网站“国风”爱好者已经超过4000万，创作者大多是95后，是热衷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年轻群体。年轻人对“独特性”的追求也加固了圈层，各种应用通过精准推送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这个过程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即圈层内部与文化整体相隔膜，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和认知。
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要清楚认知大众文化圈层化的形成过程，认识到是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寻求个性标识的诉求彼此呼应，形成了今天的圈层化。另一方面，则要从大众文化圈层化现象中，获取推动社会文化生产的有益启示。对身处文化圈层中的个体来说，可推动圈层文化中的部分文化要素为时代和社会共享，积极促进圈层文化与文化整体的互动互通，实现圈层文化的“破壁”“出圈”。
数字化时代，人们看似可以掌握无穷信息和海量知识，但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小天地，这是互联网时代带给每个人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培养的媒介素养。大众文化的圈层化，是社会发展必然现象，我们要正视它、研究它、善用它，激发其内在文化创造力，使其成为推动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力量。
(摘编自罗小茗《既要特色，也要共识<网络文化关键词>》，《人民日报》2020年5月8日)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微博橙子辅导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病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微博橙子辅导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①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自然人化”（指在人类意识的渗透下，自然原本的特色被进一步改善和发挥，使其具有审美性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其中，大多数美学研究者赞同自然美生成于“自然人化”的判断，只是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异。如有的主张自然美源于“情感化”，运用“移情”解释自然美；有的则主张自然美源自“实践化”，认为劳动实践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②但“自然人化”命题，难以有效解释“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美丑并存现象，无法阐释自然美和实践美学关于美本质界定之间的内在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深受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框架的束缚，没有借鉴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承续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便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强调对抗自然、征服自然，自然的审美价值因此而长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美才开始受到关注；到启蒙运动之后，自然因象征自由、浪漫而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到现代，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步消解，自然在“诗意地栖居”等思想中，方成为自然本身。
③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自然”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秉持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外，更有“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④20世纪90年代，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观察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⑤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⑥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交汇融合。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⑦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摘编自席格《自然美学的演进与拓展》）
统一性的消失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时间的流逝在山上要比在海平面快。
这一差别非常小，但可以用精密的计时器测量出来，如今这种计时器在网上花几千镑就可以买到。经过练习，任何人都能观察到时间的延缓。使用专业实验室里的计时器，即使海拔只相差几厘米，也可以观测到时间的延缓：放在地板上的钟表走得要比桌上的钟表稍微慢一点。
这让人感到惊讶吗？也许吧。但世界运行的方式就是如此。在一些地方，时间流逝得慢一些，在另一些地方则快一些。
也许真正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在我们有足够精密的钟表来测量时间延缓之前的一个世纪，就有人了解了这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当然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先于观察就能理解某种事物的能力，是科学思想的核心。在古代，阿那克西曼德明白天空在我们脚下仍然延续，远早于轮船能够环游地球。现代伊始，哥白尼就明白地球在转动，远早于宇航员从月球上看到这一事实。与之类似，在钟表的发展精确到足以测量出时间以不同速度流逝之前，爱因斯坦就意识到，时间在不同地方的流逝是不均匀的。
在进步的历程中，我们认识到，一些看似不证自明的事，实际上仅仅是偏见。天空在我们之上而非之下，这似乎显而易见，不然地球就会坠落。地球静止不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它就会让一切都撞毁。时间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速度流逝，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孩子会长大，发现小时候从四壁之家望出去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全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也是一样的。
爱因斯坦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我们学习引力时，这一问题也许同样困扰过我们：太阳与地球没有相互接触，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借助，那么它们是怎样相互“吸引”的呢？
他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猜想太阳和地球并没有直接相互吸引，而是分别对它们之间的事物产生作用。既然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只有空间与时间，他猜想太阳和地球都改造了周围的空间和时间，就像一个物体浸入水中会把周围的水排开。对时间结构的改造进而影响了物体的运动，使得它们“落”向彼此。（这是广义相对论的精髓）
“时间结构的改造”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时间的延缓”，物体会使它周围的时间变慢。地球是个庞然大物，会使其附近的时间变慢。这种效应在平原处更明显，在山上要弱一些，因为平原更近。
物体下落就是由于这一“时间的延缓”。在时间流逝一致的地方，比如星际空间，物体不会下落，它们会浮在空间中。而在我们的星球表面，物体会自然倾向于向时间流逝更慢的地方运动，就像当我们从沙滩往大海奔跑时，腿上水的阻力会让我们向前方跌进海浪里一样。物体会下落，是由于在较低的位置，时间被地球减慢了。
因此，即便我们无法轻易观测到，时间的延缓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物体下落源于此，因此我们才可以坚实地站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的双脚可以牢牢地站在地面上，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自然倾向于待在时间流逝更慢的地方——并且与你的头部相比，你脚部的时间流逝得更慢。
这听起来很奇怪吧？这就像是观看日落，太阳缓慢地消失在遥远的云层背后时，我们猛然记起，运动的并非太阳，而是地球。我们用错乱的眼神看着整个星球——以及我们自己——向后旋转，远离太阳。我们用“疯狂的”眼睛看世界，就像保罗·麦卡特尼歌里那个山顶上的傻瓜（The Fool on the Hill）：比起我们平常模糊的视野，有时疯狂的视角看得更远。
（摘编自卡洛·罗韦利的《时间的秩序》，杨光译）
典型
①人们把作家创作出来的那些高水平的人物，称为典型，或典型人物。
②从一般道理上说，作家所写的人物能够被广大的读者接受和认可，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就是典型人物。但从理论上界定，还真是一件难事。从人类最初的叙事作品到今天，作家和理论家对于如何写人物，看法发生了许多变化。
③朱光潜先生曾对典型这一概念作过考证：“典型”（Tupos）这个名词在希腊文里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子，用同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这个名词在希腊文中与Idea为同义词。Idea本来也是模子或原型，有“形式”和“种类”的涵义，引申为“印象”“观念”或“思想”。由这个词派生出来的Ideal就是“理想”。所以从字源看，“典型”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
④这就是说，典型这个概念虽然在近代以后才被广泛使用，但人们对于典型问题的探讨从古希腊时就开始了。
⑤亚里斯多德在为诗所作的辩护中曾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人要写“有普遍性的事”，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他说：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会给人物起名字。
⑥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条写人物的原则，先把人物普遍化，也就是抓住同一类人物的共性，然后再给人物个别性，如起名字。在这一思想中，涉及到了人物的典型性问题，“典型”几乎与“ 
”成了同义词。其实，这主要还是一种类型化的思想，也就是从某一类人中抽取他们的共同特征。这种类型化思想反映出文学创作已经不满足于对个别的人物和琐碎的事件的描写，而要写出包含更多意义的作品，这是叙事文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从此，西方叙事文学就沿着这条类型化的道路向前发展。
⑦18世纪以后，典型人物的个性化理论获得长足的发展。黑格尔在《美学》中集中探讨了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这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典型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朱光潜先生对此做了客观的总结：第一，黑格尔并不把人物性格看作抽象的东西，而是把它看成和历史环境是不可分的。其次，黑格尔不但把人物性格和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且看作人物性格是矛盾对立的辩证发展的结果。第三，黑格尔要求典型人物性格须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只是理念的象征或符号。
⑧朱光潜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马恩对典型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问题，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
⑨在17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叙事作品的批评，已经展示出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他在《水浒传》的批评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物塑造方面的理论，其中，有关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理论十分丰富和深刻：《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⑩除金圣叹外，毛宗岗的《三国演义》点评也取得了很高的理论成就。有人因为中国传统叙事学是点评式的，所以认为叙事研究缺少理论深度，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叙事研究包括人物塑造问题，不只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创造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叙事研究，尤其是典型人物研究，是建立在大量优秀叙事作品的创作基础上的，所涉及的理论往往不是从抽象的哲学命题出发，所以更具有美学价值。
⑪20世纪中期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典型理论的研究展开过较大规模的研讨，力图揭示典型作为艺术形象的美学特质，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典型人物必须是艺术的独创，是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整体。
古代神话
骆玉明
①在文学史的初始阶段，神话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象。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远古社会中，神话关涉的范围要远出于文学之外。它本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人类最初是生活在一个神话世界中的。
②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神话的思维充满了直觉与幻想，是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虽然是不自觉的，却依然表现了人类的艺术天性。同时，神话故事也给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③但神话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最终留下多么深的痕迹，对它的发展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仍然与其他一些条件相关；换言之，神话的存在并不直接导致文学艺术的发达。因为，神话最初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自然，或如马克思所说，是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如果停留在这一阶段上，神话对人自身的关注会是比较有限的。只有当神话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人自身，越来越多地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情感、矛盾冲突时，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文学”。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不少戏剧都是这样的作品。神话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神”或“英雄”具有丰富的人性，有着世俗的渴望和常人的困苦。
④由此来看中国古代神话，会比较清楚。现存的中国上古神话资料主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几部不同类型的著作，这些书或讲述荒诞的地理知识，或引用古代传说帮助论说哲理，或在奇异的想象中抒发个人内心的郁闷，但都不以记述神话故事为中心。从这些著作及其他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大量神祇的名称和零散的事迹，但看不出有完整的神话系统，各种神话故事、神话人物之间，只有相当松散的关系，而且各自都是以片段的形态被记载下来的。以前人们对此现象有不同的解释，如鲁迅、胡适等人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原本是不发达的，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少人提出：中国古代原来也有着丰富的神话，只是后来被“历史化”或失传了。
⑤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需要把原始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加以区分。从后者来说，中国古代神话文学不发达是显然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历史进入文献时代，以崇群体而抑个体、注重实际而不喜幻想为特征的周文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文化体系不能容忍伟大的人物具有常人的缺陷和痛苦，也不利于“想入非非”的文学的蓬勃生长。因之，那些古老的神祇也就无法获得丰富的人类情感，无法转化为丰满的文学形象。
⑥这里当然也有地域上的区别。在黄河流域文化范围内，至周代，神话消退的现象已经很明显。《诗经》形成的年代，大体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黎俱吠陀》及《旧约·诗篇》相当，但《诗经》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基本上没有神话色彩。北方的其他著作，也很少涉及神话。南方的楚文化体系则不同，一直到战国乃至汉代，南方的著作尤其《楚辞》仍然常可以看到较浓厚的神话色彩。只是如前所述，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神话文学不发达的基本状况。——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别样的特色。
⑦现存的各种片段资料中，最为著名的神话故事大抵与解释自然、想象征服自然有关。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记载的女娲救世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插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⑧这个故事的实际背景应该是大洪水吧。此外，鲧、禹父子治水也是相同背景下产生的为人传诵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的神和英雄，绝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常为了个人的情欲、荣誉、尊严、恩怨而斗争，甚至不惜向更有权势和力量的人物发出挑战；他们大多是为民除害的形象，通常尊重现存的权威与秩序，具有牺牲精神，很少顾得上自己或家人，这种形象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生活环境的严峻和在此环境中人们所崇仰的德性。
（选自《简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作品均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湖南摩崖石刻沿潇湘等水路通道分布，石刻文物与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环境融为一体。湖南浯溪碑林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等，构成了中华中兴颂的宏大主题，突出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位于浯溪碑林的唐代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大幅石刻《大唐中兴颂》，世称“摩崖碑”，又因其年代之远、碑面之大、字数之多，被誉为“摩崖三绝”[注]，成为“浯溪八景”之一。石刻高300厘米，宽320厘米，字径约15厘米；正书，左行；正文中敬语挪抬；共计21行，每行满格20字；形制巨大。761年，先后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参谋和荆南节度判官、整兵拒贼的元结，写下《大唐中兴颂》，盛赞玄宗、肃宗两朝“复两京”“还京师”“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将之与前代帝王盛德大业相提并论。771年，元结请颜真卿书写《大唐中兴颂》，大字深刻，镌石于湖南永州境内湘江崖岸的浯溪，一篇大字摩崖碑诞生了。《大唐中兴颂》之所以千古流芳，也与书写者的爱国情怀有关。安史之乱后，河朔尽陷，颜真卿与从父兄颜杲卿起兵抗敌，河北十七郡同日归顺，横绝燕赵。其后颜杲卿被擒，骂不虚口，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史称“真卿大节，炳著史册”。“经乱年年厌别离，歌声喜似太平时。词臣更有中兴颂，磨取莲峰便作碑。”（司空图诗）大唐、大宋、大明三朝中兴颂蝉联刻写在永州浯溪高崖之上，悠久高明，吉祥止止。浯溪摩崖石刻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对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期盼，同时也构成了湖南碑刻中最为宏大的人文主题。
（摘编自张京华《灿烂金石清夺湘流——湖南摩崖石刻中的中华中兴颂》）
（注）“摩崖三绝”，即文绝、字绝、石绝。
材料二：
图像学由19世纪的图像志研究发展而来，进入20世纪后，图像志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应用在各个学科中，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图像学。潘诺夫斯基是图像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中提出对作品的解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的题材描述，即前图像志描述；第二个阶段是结合艺术作品产生的时代与背景，分析作品特定主题和传统意义，即图像志分析；第三个阶段的阐释，就是要对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或者是深层含义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学分析。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潜意识地把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感体现在其中，用以烘托主题，第三个阶段是对图像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一步的挖掘与探析，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学分析。纵观整个唐代，其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在文化发展上也与其他国家交流不断。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心态都是积极开放的，崇尚雍容华贵的心理状态和豪迈奔放的生存风貌是他们主要的特征。一个书家一种书风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成长与完善的过程。颜真卿于734年登进士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为人坦荡，刚正不阿，人生经历复杂，其书法有着自然瑰丽的境界又有着恢宏雄健的面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其书法的阔大气象。中唐之后，在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下，颜真卿的审美取向也随之而改变，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62岁时的作品，也是他书法风格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纵观颜真卿一生的书作，《大唐中兴颂》也是颜体楷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篇巨作变初唐楷书风貌为正大、雄壮，从而更多元化，标志着颜真卿在笔法、章法上的改革，因而在颜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过颜真卿几十年的反复临摹创作，最终颜体巍然屹立在书坛，后人习书皆以其为学习楷模。浯溪碑林其他的摩崖刻石群，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大唐中兴颂》衍生出来的，它是浯溪碑林最为精华的地方。《大唐中兴颂》文辞精彩，书艺超群，是历代人瞻仰学习的对象，它对颜真卿本身的楷书技法进程而言是一块里程碑，对榜书技法的形成而言更是里程碑。时代与艺术观念都是相互映衬的，唐代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处在鼎盛时期，既然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时代，那就必然有与时代观念相应的艺术。颜真卿书法雄强粗犷的特色、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大唐的艺术精神和时代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大唐的盛世成就了颜真卿，同时颜真卿又将大唐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趣通过书法映射出来，通过观赏他的书法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气度恢宏的唐代。
（摘编自邓鸿娟《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图像学分析》）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 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材料一：
连日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新冠病毒及其新变异毒株在印度国内快速传播。根据印度卫生部5月1日公布的数据，印度累计确诊已超过1916万例，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1万例，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在连续9天超过30万例后，5月1日首次超过40万例，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更糟糕的是，专家普遍预测印度疫情仍未达峰值，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面对印度严峻的疫情形势和疫苗短缺现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施以援手，但有一些国家却搞起了“疫苗民族主义”，禁止疫苗及其关键原材料出口，人为制造“免疫鸿沟”。这既破坏了全球团结合作抗疫的大局，还不可避免地将会阻碍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进程，给全球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丑则静《“疫苗民族主义”毒害全球抗疫大局)
材料二：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已陷入失控态势，连续多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医疗系统早已不堪重负，一片混乱。当下的印度，亟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来渡过难关。
然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2020年4月，美国宣布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时至今日仍未解除。这是造成印度疫苗短缺的主要原因。被称作是“世界药房"的印度并不缺生产疫苗的技术，缺的是生产疫苗所需的进口原材料，而美国这一纸禁令等于是扼住了印度疫苗生产的“咽喉”。最近，印度官方向美国求援，希望美国放开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对此，美国的回应却极其冷漠。4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目前美国把重点放到控制国内疫情上，会优先给美国民众接种疫苗，等到国内疫情有所缓解后才可能会“做得更多”。讽刺的是，美国国内当前囤积着大量疫苗。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估计，到今年夏天，美国可能会富余出超过3亿剂新冠疫苗。
美国的行为揭下了“美印友好”的面纱，暴露出的依然是“美国优先”那一套玩意儿。“美国优先”四字，如今已成为美国擅自发放给自己的“通行证”，用以无视国际规则专行自私自利之事。
(摘编自郭言《“美国优先"戳破“美印友好”谎言》)
材料三：
疫苗是人类战胜疫情的有力式器。当前，全球疫苗面临“产能赤字”和“分配赤字”，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囤积疫苗和出口管制，人为制造“免疫鸿沟”，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严重疫苗短缺。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为战胜疫情筑牢共同防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公平获得新冠疫苗是一种违背道德的现象。“新冠病毒危机凸显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在与贫困、不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社会歧视抗争的人群和社区中，新冠肺炎患病率和病亡率更高。他强调，各国在执行政策以及分配资源的过程中，都应着眼于让所有人获得同样的健康保障。
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民族主义”，主张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分配国际合作，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全面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赞誉。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受到国际社会赞誉。中国政府和企业正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分配。研究表明，中国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国为全球抗疫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吴刚等《筑牢全球抗疫防线》)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
胡适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①古代文学艺术对地域文化的倚重由来已久。《诗经》“十五国风”就反映着地域文化的差别。我国文艺与地域的话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深入，与改革开放及文化多元时代的到来有关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我们的时代往往都被重大而又统一的政治主题所涵盖，都有清晰的、共同的文化精神走向，这些政治主题与文化精神走向甚至用一、两个关键词就能做出概括，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再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1930年代的救亡、革命等。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共名”现象。在统一而又重大的时代主题面前，其他话题都因无条件地服从“共名”而会被遮蔽。
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主流政治的引导虽然仍强大，但市场经济的冲击，全球化、网络化、影视叙事以及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影响开始不断增长，这就使得我们的时代由“共名”进入了“无名”。如果说“共名”时代是政治文化主导，其潮流是“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那么，“无名”时代的文化潮流则好比是冲出夔门后的长江，此时的格局好比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浩荡江面泛起的浪花何止千千万万，要一枝独放、一枝独秀已不大可能。
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域文化就愈加变得重要起来，文艺与地域的倚重关系亦变得更加醒目起来。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过，在认真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的基础上，还必须强化两个意识，切实处理好文艺与地域的关系问题。
④所谓文艺超越地域的问题意识，是指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要有问题性思维定势与心理惯性。如果文艺只有对地域性的倚重，只有各美其美，没有美人之美，没有美美与共，那是很容易自足甚至自恋，很容易流于对地域文化特征的外在捕捉与表现，而如此一来，文艺就容易走向清浅、单薄，走向平面化和表面化。问题意识的意义，就在于指导文艺如何从现实出发，以对地域性的发现、探询、探究、比较和质疑，来开掘题材、提炼主题、升华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在开阔、开放的视野中，切实解决好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
⑤所谓对话意识，则是指文艺创作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对地域还是对时代，对生活还是对艺术，都必须采取在场的而非缺席的，参与的而非旁观的态度。同时，内蕴于文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和艺术表现，要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要能够以小见大，能够从个别看到一般，从特殊看到普遍。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形成潜在的、与多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碰撞，也就是形成一种与理解有关的对话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有情怀，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同时还要有眼光、有志向、有深邃的思想，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有对人类情感以及人性、人的生命意志的发现。
（摘编自杜国景《文艺与地域：一个亘古话题的百年消长》）
浅薄化、表面化。
屈原的《离骚》与苏轼的词，都展现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无疑带有生活的真实印记，但更多融入了诗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是其人格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外化。两人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有诸多相通共鸣之处，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品性的陶塑，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
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一心想振兴楚国，无奈的是，怀王并非知人善任之君，后来听信一些奸佞之臣的谗言，弃屈原而不用。到了顷襄王，则干脆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政治上的失意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地位与名利的丧失，而是整个人生理想、人生信念的崩塌，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弥漫在《离骚》整个作品中。
苏轼因诗获罪，被贬黄州之后便不在诗歌中放纵自我，这在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提及。而在当时多“绮罗香泽之态”与“闺门淫媟之语”的小词，恰好成了他寄寓情感、抒发自我的不二选择。苏词中也常常弥漫着失意的伤感、无助的寂寥，比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于这首词的主旨，众人说法不一，但总体来看，诗中应有政治寄托，只是这种孤寂之情表达得更为含蓄蕴藉、空灵飞动。苏词中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也颇多感慨，但又希望在更深的根基处化解一切对立与冲突，将一切愁苦化作淡淡的轻烟随风而逝，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而不似屈原那样苦苦挣扎和自我煎熬。
《离骚》中的“自我形象”除了悲苦失意，更突出的是怨愤、不屈，乃至迷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屈原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他的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某种超越个体的更高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感性生命，把无限寓于有限，在这种价值担当中，个体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所以屈原对楚王和奸臣充满了怨愤的情绪，这种怨愤不是个人政治失意的发泄，而是对人生价值的坚守，诗人与巫卜沟通，与神灵对话，几乎陷入了迷狂之境。
苏轼满怀治世理想，入仕后却屡遭小人排挤，多次被贬。他词作中的“自我形象”也时时流露出隐隐的怨愤之气。但与屈原不同的是，苏轼没有选择剑拔弩张式的抗争，而是于当下的生活中寻求生命本真的意义，个人的宠辱、政治的得失全都在烟霞雾霭、清风明月的审美境界中化解于无形。苏词中的“自我形象”更多的其实是洒脱旷达，是面对风雨来袭的坦然淡定，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借冒雨徐行，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旷达胸怀。有此胸怀，自然“觉从前皆非今是”“我今忘我兼忘世”，在物我两忘中达到更高的境界。
作为豪放词的开拓者，苏词中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有一些雄豪的气息在，“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一个“浑”字将悲愤之情化为磊落之气。苏轼之狂，更多的是一种意气风发。这种狂放不是纠结焦虑不知出路所在的迷狂，而是超越个人境遇的偃蹇困顿，跳出生活之外反观生活的淡定洒脱，这也正是宋王朝知识分子所热衷追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摘编自李菲、韩伟《〈离骚〉与苏轼词中“自我形象”的比较》）
从中西小说比较的角度看，小说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不能局限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真实作者的意图伦理同样重要。中国古典小说真实作者现身的方式较为固定，且往往隐姓埋名，但都从伦理规范出发，表现出强烈的伦理说教意图；西方小说真实作者现身方式较为多样，且一般用真名，有时因为社会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作者使用男性笔名，但都从各自的小说观念出发来理解道德问题，小说显示的是对具体的道德品性的理解，而不是道德规范的宣扬。
叙事主体指叙事作品中具体叙事活动的实施者，一般包含三个层面；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真实作者指写作时的那个真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20世纪之前大多教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来说。真实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伦理处境对小说会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盛行考证之风、法国圣伯甫等人提倡传记批评，均与此有关。总体上看，由于二者研究路径的差异，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从作者出发，西方小说研究从文本出发，导致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各有侧重：中国侧重对真实作者伦理意图的把握，西方侧重对文本所体现的伦理意图的解读。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侧重对真实作者伦理意图的把握，并不意味着对小说文本中的主体意图漠不关心，相反，它往往将真实作者的伦理意图和小说文本的伦理表现结合起来，来探寻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西方侧重对文本所体现的伦理意图的解读，主要是受叙事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影响，也没有完全忽视真实作者的伦理意图。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对真实作者的重视。似乎是天然的；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为小说研究重视作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史传“春秋笔法”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让寻找故事背后的作者意图成为小说研究的应有之事。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真实作者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可能有的伦理意图。古典小说的真实作者无论是否隐姓埋名，都有强烈的伦理说教意图。在一般的作者看来，惩恶劝善这样的规范伦理是小说基本的伦理要求，所以像《梼杌闲评》这样虽然标榜“惩恶”而事实上以刻画人物复杂性为主的小说，真实作者索性隐身。
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真实作者相比，西方小说的真实作者则体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其复杂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作者现身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相对单一的“序跋”“凡例”以及小说结尾程式化的“异史氏曰”；二是重视作者身份，作者大都署上真实姓名，有时署笔名，不同于古典小说多数时候隐姓埋名，而且其署真实姓名或署笔名，其直接动机未必与伦理有关，更不是都与规范伦理有关，这也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隐姓埋名与规范伦理直接有关；三是真实作者的小说观念多种多样。，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相对单一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
中西小说的真实作者在署名问题上的情况差异较大，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往往需要考证才能知晓，西方小说作者即使用笔名，其真实身份一般也无疑问；中国古典小说作者从事小说创作虽然动机各异，但都打着伦理说教的旗号，西方小说作者即使有伦理说教的动机。也只是在各自的小说观念中来理解道德问题。从而让说教成为一种道德品性的理解，而不是一种道德规范的宣扬。
（摘编自江守义《中西小说真实作者意图伦理之比较》）
所谓“空间站”是指运行在外层空间的人造设施，当前主要应用于技术实验、天文观测与对地观测等。它不仅催生了“遥科学”，而且成为艺术创意的重要来源。以空间站为题材的科幻电影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它们既蕴含了人类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又表现了编导从艺术角度对于宇航事业的展望与开拓，同时还包含了对人性、人情和人伦等重要范畴的揭示与反思。
空间站代表人类对于广袤宇宙的大胆探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依靠高科技相对摆脱了地球重力的束缚，创造了在失重等特殊条件下开展实验的可能性。当然，在开发空间站潜能的过程中，科技工作者仍然需要师法自然。美国电影《美国宇航员》试图告诉观众：空间站的建设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来自内华达州的矿工开始在一颗边远星球建造原始空间站。多年后，他们因为身体已经瘫痪和变形，无法再承受地球重力而无法返乡。两名矿工生下一名男孩后将他放在一套模拟地球重力的设备中培育，希望有朝一日能送他回家。星际贸易商柯蒂斯以交换用品和避难所为条件，同意将孩子带回地球。该片所展示的“历史"当然是出于虚构。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将建造空间站视为人类能动性之显示的话，那么，身体因为在空间站长期生活而残障化则反映了人类的受动性。二者经常是并行发生、相互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如何对待重力。为了避免太空生活的消极影响，科技工作者致力于开发人造重力。对此，英美合拍片《2001太空漫游》已经予以表现。对于重力的超越、模拟与利用仅仅是空间站自然定位的一个侧面，但它集中说明了人类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依靠对自由的追求将自身从自然界提升出来。与空间站相关的宇航科技便是这种关系最集中的体现。
迄今为止，建造、运营和利用空间站的努力都不是以人类为整体、齐心协力进行的，而是以一定共同体(特别是国家)为依托。与此相适应，科幻电影有关想象打上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建设空间站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始终是编导关注的对象。例如，冷战时期美、苏空间站题材的影片多以两国争霸作为背景。还需指出的是，与运送航天员及货物的宇宙飞船不同，空间站可能成为人类长期生活的区域，形成“小社会”或“宇航社区”等基层单位。某些科幻影片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相关的矛盾冲突。例如，美国电影《阿丽塔》对26世纪的想象：相对于平民百姓所聚居的地表钢铁城而言，空间站成为上等人聚居的贵族区。在类似影片中，.高高在上"不仅具备物理学含义，而且拥有社会学之所指。
在我国，以空间站为题材的科幻电影虽然不多，但像《流浪地球》这样的影片却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预计2024年，美国、俄罗斯等16国共建的国际空间站将退役。届时，我国永久性的.天和"空间站将成为唯一在太空运行的空间站。这无疑将进一步提振民族自信心，激发艺术想象，很可能成为国产科幻电影取得突破的新契机。
(摘编自黄鸣奋《世界科幻电影里的空间站想象》，《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01期)
白话小说作家最重视的，是白话小说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功能。他们认为文艺作品通常固然都有宣传教育的功能，白话小说这种文体更有趣味一些，对知识程度不高的读者有更大的吸引力；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固然也有趣味，但它们使用的是不为大众所掌握的文言。只有白话的小说，才能“通于俗人”“触于里耳”，让一般的大众甚至妇女儿童都能理解。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以喻世、醒世、警世命名，非常直观地揭示了白话小说这种后起形式的新型功能。
教化大众的功能又衍生出普及历史知识、报道当代政情等功能。明清小说家希望通过小说把陶冶士人的经史之学向下输入到民众当中，因此把宋元时代充满民间趣味的讲史改造成为历史演义。历史演义用白话取代民众难以掌握的文言，调整史传的叙述次序以增强历史事件的故事性，增添必要的细节以增强叙述的生动性，吸引读者通过这种通俗的文学形式学习历史，进而领悟其中所包含的训诫。
明清作家还以小说的形式对当代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如崇祯初年，大阉魏忠贤被法办后，署名吴越草莽臣的作者根据邸报及其他材料，及时创作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叙述大阉一生经历，控诉他的罪行。现代读者可能惊讶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冠以小说之名，小说居然可以运用于这种目的。但明清作家觉得这样的做法不足为怪，既然小说的内容可以是非虚构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什么不可以是非虚构性的当代人物与事件呢？又如崇祯年间，明朝对后金(清)作战屡屡失利，陆云龙于是创作《辽海丹忠录》回顾战事情况，表彰忠烈，谴责覆军误国之人。这些作品，有的类似人物传记，有的类似长篇通讯或报告文学。作者的创作带有教育民众的意图，实际上提供了关于当代政治情形的知识与见解，具有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
唐代宗教人士宣教的“变文”是白话小说的渊源之一，曾刺激了说话技艺与小说艺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宗教人士看到小说在通俗宣传方面的优势，将它用于宗教的传播。明清的神魔小说，包含着两类功能不同的作品，一类是以《西游记》为代表的虚构型、没有明显宗教意蕴的小说，另一类是记载神迹、宣扬宗教的小说。《西游记》借想象的幻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在风趣诙谐中寄寓人生的智慧。但从作品数量看，《西游记》这类小说不是神魔小说的主体。与《西游记》并称“四游记”的其他三部作品，《东游记》记八仙故事，《南游华光传》记华光天王出身故事，《北游玄帝出身传》记真武祖师降妖除魔故事。这些故事不外是对宗教人士和民间自觉不自觉加工的神迹故事的记录和汇编，与民间流传的其他劝善书、宝卷等宗教宣传物一样，具有强化宗教信仰、介绍修道法门的功用。因两类神魔小说题材相似，在宗教和迷信氛围浓厚的社会里，一部分读者把《西游记》里虚构的孙悟空当作“真正存在”的神，也即误将虚构型的神魔小说当成了叙述神迹型的神魔小说。晚清义和团崇拜的对象里就有这位大师兄，吴趼人也提到广东有妇女崇拜孙悟空。甚至一些士人和教徒明知《西游记》为虚构的小说，他们仍执着地认为其中也可以暗藏修道的“密谛”。清代的道徒悟一子(陈士斌)、悟元子(刘一明)等人为它作“真诠”，作“原旨”，煞费苦心。这些议论固然与《西游记》的宗旨不符，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明清时代人们对于白话小说功能的认知。在他们看来，小说可以把传述知识当作自己的目标，包括宗教的修道知识；而且小说的鼻祖笔记小说里就有《搜神记》式的“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一支，用白话小说进行宗教宣传可谓渊源有自。
(摘编自王同舟《明清白话小说功能略谈》)
在任何时代，重构文化典型的过程都不仅是一种历史活动，更是一种现实活动，是在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展开和完成的。人们总是基于历史传承的知识经验与现实社会的文化感受，为传统的文化典型重新建构一个阅读、分析、理解、运用的观念系统，进而揭示、彰显乃至宣扬传统典型内在的文化意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此，重构文化典型往往是一项规范化、甚至制度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旨趣在于阐释、保存、发挥传统典型的文化价值，并使之适应现实社会环境，介入当代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
明代士人提倡唐宋古文，自有非常实用的文化功能，即辅助科举考试。然而时过境迁，面对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清初士人自觉地重构源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唐宋古文典型，已不仅满足于辅助科举，其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自觉地追求经由古文写作，以探究天地之“道”，辨析自然之“理”，阐释圣贤之“经”，或者发抒个体之“意”，进而回应文明存亡的时代命题。对清初士人群体而言，重构唐宋古文典型，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古文习作，这种文化行为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的仕进、身份、才华、学识或名声，而是“关系天下国家之故”的文化事业，足以在当代发挥守望文明、传薪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明末清初包括与之渊源深士人之所以在由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等构成的“古文辞”传统中，特别神情于唐宋文，厚的《左传》《史记》，就是因为看重唐宋古文的唐宋派古文具有更为鲜明的经世致用领向，并且更便于胜任经世致用的文字书写。
在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的情势之中，儒学传统中学术与文学的经世致用取向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经世致用既是一股汹涌的学术主潮，同样也是一般汹涌的文学主潮，彰显了易代之际士人承续文明的深切期望。顾炎或明确地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时代命题，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他还强烈地要求“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学家须以“救民于水火之心”贯注于诗文之中。因此，唐宋八家古文的习作就尤为重要，也尤为实用。
时至康熙前期，清廷更加高调地以“文教”为尚，隆兴“文治”，也特别重视学术与文学的实用性文化功能。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筵讲论毕，玄烨与熊赐履“论及文章”，说：“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玄烨亲撰《古文渊鉴序》，表达了“钦定”的古文观念：“夫经纬天地之谓文。文者，载道之器，所以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络，非文不宣，圣作贤述，非文不著，其为用也大矣。”“文”的根本功能在于“用”，尤其是“经纬天地”“化裁民物”之“用”。在“学理”层面上，玄烨这一看法与士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之说是潜相交通的。因此，借由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观念必然成为重构唐宋古文典型，并确立其正统地位的强劲动力。
（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有删改）
福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大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就有崇福、尚福、祈福、盼福的传统，对福文化有着高度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从现有资料看，中国人的福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尚书·洪范》提出了五福的概念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后人关于福的观念，基本上是在五福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福文化的内涵主要有衣食、长寿、平安、多子孙、修德、和谐等。
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正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有着至远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福文化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福文化的本质。周代福文化是儒家福文化的源头。周人认为上天是福祉的赐予者，天子和诸侯谨慎修德，通过祭祀和民众的呼声将天子之德上达于天，上天就会赐予百姓福祉但周人又认为，上天赐予福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周人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周人认为福主要表现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人们的精神观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儒家福文化在继承周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观念的基础上，将忠君、孝道等联系起来。《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可以看出，儒家在福文化内涵中增加了顺、备的含义。儒家认为只要做到上顺于天，外顺于君王，内顺于父母，就会受到福的眷佑，就会一顺百顺。同时，福与顺又是在儒家定义的“亲亲尊尊” 等级秩序框架内得到实现的。
民间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各种民俗中都有表现。民间福文化大多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民间福文化主要有：一是丰收。民以食为天，对丰收的渴望和丰收后喜悦的表达是民间福文化的最直接的表现。如《诗经》中《小雅•楚茨》云：“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二是婚恋。婚恋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人们借以表达幸福感的一种形式。《周礼》记载昏仪六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些流程虽然烦琐，但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美好祝福。三是节日仪式。民间福文化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仪式感的节日中，如春节、中秋节、除夕等。中国人对福字的钟爱是民间福文化在民俗中的最典型的表现。福字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象征。春节贴福字的风俗寄托了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除了正贴福字，民间还有将福字倒贴，表示福气已到、幸福已到的习俗。由于中国人对福字的偏爱，福字成为一种书法形式，并走向了艺术化。后人编集的《百福图》《千福图》集中了福字的各种书法形式，是福字艺术的集大成，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福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根脉。
（摘编自李庚香、刘承《中华传统福文化及其新时代价值》）
材料一：
杜甫看过唐代舞蹈名家公孙大娘舞剑，写下了有名的句子——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四句描写舞蹈的形容，写“闪光”，写“速度”，写爆炸的“动”，写收敛的“静”。
这位公孙大娘的舞蹈，正是使张旭领悟狂草笔法的关键。张旭当然从书法入手学习，但是使他有创作美学领悟的却是舞蹈。
杜甫看了公孙大娘舞剑，也看了张旭狂草，他在《饮中八仙歌》里写张旭醉后的样子——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新唐书·艺文传》里对张旭书写时的描述，也许更为具体传神——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酒”成为狂草的触媒，使唐代的书法从理性走向癫狂，从平正走向险绝，从四平八稳的规矩走向背叛与颠覆。张旭、怀素被称为“颠”张“狂”素，颠与狂，是他们的书法，也是他们的生命调性，是大唐美学开创的时代风格。
杜甫诗中谈到张旭“脱帽露顶”，似乎并不偶然。同时代诗人李颀的《赠张旭》也说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脱帽露顶”常被解释为张旭不拘礼节，不在意同席的士绅公卿。但是“脱帽露顶”如果呼应着《新唐书》里“以头濡墨”的具体动作，张旭的狂草，或许是要摆脱一般书法窠臼，反而应该从更现代前卫的即兴表演艺术来做联想。
唐代的狂草大多看不见了，“以头濡墨”的淋漓迸溅，或留在寺院人家的墙壁上，或留在王公贵族的屏风上，墨迹斑斑，使我想起克莱因(注：克莱因，法国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用人体律动留在空白画布上的蓝色油墨。少了现场的即兴，这些作品或许也少了被了解与被收存的意义。
如果张旭书写时果真“以头濡墨”，他在酒醉后使众人震撼的行动，并不只是“书写”，而是解放了一切拘束、彻底酣畅淋漓的即兴。“以头濡墨”，是以身体的律动带起墨的流动、泼洒、停顿、宣泄，如雷霆爆炸之重，如江海清光之静。张旭的“狂草”才可能不以“书法”为师，而是以公孙大娘的舞剑为师，把书法美学带向肢体的律动飞扬。
颠张狂素，像久远的传奇，他们的“颠”“狂”似乎无法、也不计较坚持留在轻薄的纸绢上，他们的墨痕随着历史岁月，在断垣残壁上漫漶斑驳，消退成废墟里的一阵烟尘，供后人臆测或神往。
颜真卿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唐楷的典范，恭正大气，但是颜真卿曾向比他年长的张旭请益书法，刻石本的“裴将军诗”或许可以看到颜真卿与张旭的承续关系。他们的“狂草”里也并不刻意避忌楷体行书，几乎是用汉字交响诗的方式出入于各种形体之间。
怀素也曾经向颜真卿请益书法。从张旭到颜真卿，从颜真卿到怀素，唐代狂草的命脉与正楷典范的颜体交相成为传承。
(摘编自蒋勋《狂草——颠与狂的生命调性》)
材料二：
书法与舞蹈历来被称为“姊妹”。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特殊艺术——书法，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里面都贯穿着舞蹈的精神，由舞蹈的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
舞蹈家在舞台上翩跹的身影恰似书法家手中飞舞的笔墨，舞蹈家与书法家通过人心、身体协调的内外运动，将种种情感波澜表现在舞动的身姿和飞动的笔墨之中，使观赏者进入审美境界。
舞蹈与书法同属视觉艺术，也同属表演艺术。舞蹈的表演是艺术展现的最终目的，它会随演即逝，而书法的表演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展现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是不会消失的。书法家表演(即创作)的过程，也与舞蹈一样，非常精彩、优美。
书法中的横、竖、撇、捺、提、折等具体点画，和舞蹈中一些公认的手、足、头的姿态一样，都来自于动作过程的一个平衡的瞬间。王朝闻先生在《门外舞谈》中认为，中国书法的点画与古典舞蹈的动作存在着“一种形式方面的联系”。他说：“这种联系的事很多。例如‘一’字在用笔方面的特点——下笔与收笔所显示的如意(侧卧着的S)，与舞蹈的出手——欲右先左和欲左先右的过程多么接近。”尤其行书和草书的造型变化以及运动迁转，与舞蹈有更多的相似处。
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那“神虬腾霄”的气势、“旋风骤雨”的动态“夏云出岫”的变幻、“奔蛇走虺”的线条、“回环圆转”的体势，综合起来，立即会使人想到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诗中对剑舞的描写：“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传说张旭草书即从公孙大娘剑舞的淋淳顿挫的气势和节奏中以及浓郁豪荡的神韵里汲取灵感，得其神，自此草书长进，传为佳话。今天，公孙大娘的剑舞早已失传，但我们却从张旭的草书中看到了她那优美的舞姿。
中国书法艺术与舞蹈虽是两种艺术门类，但它们的审美属性可以说是相通的。20世纪80年代，某些国内外的书法家和舞蹈家曾尝试将书法与舞蹈合为一体，演员的舞蹈动作配合幕布背景上变幻的书法作品，编排了“墨舞”剧目，在美国和国内演出过，受到了一定的好评。舞蹈艺术的动态存在于表演过程中，而书法艺术的流动表现已经凝固在线条中，正如郑诵先生所说：“舞蹈是动态的书法；书法是婀娜多情的舞姿。”
(摘编自《墨乐之韵——李斌权音乐书法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自我”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
庄晓丹
①这几年中国人对待心理学是工具化的，从我的临床经验看，100个人里可能只有1个人是完全为了探索自我而来的，通常多数来访者都是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他们不太看重了解自己，对自己也不太有好奇心。
②在这种概念模糊的背景下，我们谈论中国的“自我”和“自我探索”，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中国过去可能是没有的。
③西方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中国的“我”是关系性的存在，比如：对于父母来讲，“我”是子女：对于领导来讲，“我”是下属：对于妻子来讲，“我”是丈夫等等。“我”始终在一个家庭、组织、社会、阶层框架里，“我是谁”是一种社会标签，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④如果从西方理论角度去考虑，中国的“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青少年水平的“我”。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曾经提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他把人的心理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不同阶段要发展不同的社会心理能力。在青少年阶段发展的“我”，是根据周围的人和团体来定义的。我们会观察到，人在青少年阶段非常喜欢抱团和比较，因为青少年的“我”完全是根据和同侪比较来发展和定义的。
⑤但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实际上还需要继续发展到成年人，成为独立的“自我”，然后进入亲密关系。西方有很多理论描述独立的、成熟的“自我”，简单讲，当一个人明确知道，他脱离了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定义时，他是谁，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了。如果一个人发展出独立的“自我”，处理亲密关系也好，其他问题也好，都会迎刃而解。
⑥当下的中国人没有从关系性的“自我”，发展成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具备的独立“自我”。我觉得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是没榜样，还有就是中国文化本身也不太强调自我，不太支持这种发展。
⑦如果按照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青少年时期应该发展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那几年中国学生在准备高考。我的高中班主任说，现在的孩子一门心思学习，除此以外同学之间互相都不怎么说话。功利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家长、学校共同施加的压力，导致青少年没有空间去发展自我。这样的孩子是以小学阶段基于家庭的自我进入大学的，在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再发展青少年阶段的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然后他们就毕业了，以这样的自我进入了社会。
⑧进入社会就更没时间了。现在的某种舆论是，人到了30岁还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人生基本就算失败了，似乎到了35岁就要被职场淘汰了，所以大家每一步都很着急。
⑨如果要发展自我，不说特别系统化、复杂化的条件，首先它需要一个人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有空间去探索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是需要跟人互动、在实践中试错的。我试一下这个，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我再去试一下那个，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
⑩现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容错区间很小，一步错就可能步步错，前面没赶上车，后面可能就不许你上车了。大家是不太敢有勇气，去做探索自我这样“正事”以外的事情的。
⑪家长的自我可能也停留在那个青少年阶段。我们在养育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父母的心理年龄大概在什么水平，孩子的生理年龄超过这个岁数就开始出问题。一个心理年龄12岁的家长带一个生理年龄18岁的孩子，他不可能告诉孩子18岁之后怎么办，孩子就只能自己摸索。
⑫再者，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强调也不太支持自我的，这可能跟农耕文明有关系。农耕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无论一个人自我的程度怎么样，最终他所在的家族比较好，他也能比较好，并且年复一年生活变化不大。这样的社会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一个人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都是差不多的，他只要跟着传统一步一步来，不出现杂音，就能运行良好。
⑬现代社会具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并且始终在变化，但我们还是会受到传统的影响。人类对陌生的东西都是有警惕性的，传统对它的态度是不确定，甚至是排斥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更没有诉求去寻找一个独立自我。这是不被鼓励的，甚至会遭到负面反馈。
⑭“自我”在中国是个新概念，但如果不努力发展独立的自我，我们面对的心理学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只有成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成年人，我们才能正确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问题。
材料一：
移情现象要使审美者获得美感，必须是主、客观条件的完美统一。
首先，移情的对本身必须是美的。一个审美者有可能把风摆动的杨柳看成是一个娇柔的女子，但面对一株干枯的树木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美感脱离了客观存在的美，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客观存在的美必须通过审美主体的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活动，才能产生美感。真正的审美活动决不是简单的拟人式的物我同一，而已经是内在情感与外部事物间的一种“同构”。这种“同构”的产生，就是审美主体在情感的推动下，运用思维和想象确地把握事物本身的特征而实现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果离开了诗人对暮年和夕阳的相似点的联想和理解，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审美的移情现象。可见，审美移情活动的确是主、客观条件的完美统一。人的美感意识中所产生的移情心理活动，是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主观反映。
审美移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实际上就是在审美主体反映审美对象的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感情作用于审美对象的联想的一种表现，是美感和联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认为，在诗的形象中，无生命的自然景物好象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具有人的感情和性格，主要是因为“想象力受了感情的影响”。可见，审美移情作为联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所产生的心理基础是情感和想象的相互作用。而联想只是由一物想起另一物，使两个事物的表象联在一起，不一定具有人的情感。“夜莺在歌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等等，不都是在审美主体感情的作用下，根据自然事物的特征与人的感情、活动、性格的相似而形成的联想吗？不同的是，在这种相似联想中，情感的作用，快引起联想的事物与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了更大的必然联系，因而往往消失其联想过程，使自然事物的形象特征与人的感情、意志、活动在欣赏者的意识中完全融为一体，欣赏者便似乎直感到自然事物本身也有了感情和活动。欣赏者的感情和联想相互作用和结合，能使欣赏者在联想中产生一种充满感情的幻觉，所以我们才把审美移情视为联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审美移情是对自我生命发现的结果，所以才导致美感的产生。对审美活动而言，不是外部世界的一切都能获得审美愉快，只有那些由主体的整个心灵选择出来与自己类似和相通的事物才能使其愉快。当人们用审美的方式去观察自然时，其实是努力在整体自然中发现“自我”的倒影，反过未，每当他的个性在外在世界中获得自我感觉时，便意味着他已进入了审美状态，可见，审美移情是在人类能够较力清醒地领悟自然和人生的阶段上产生的。人从认识外物走向认识自我，从自然的拟人化（物我同一）到自然的人化（物我同构），正是这种“清醒”的标志。
（摘编自姜开成《审美移情与文学创作》）
材料二：
中国古代关于审美移情的理论比较重视自然规律、自然环境对审美主体的心境的影响。审美过程中产生的移情作用，一般都因为主体受物境的影响而形成，但外界的物境需与主体内在的心境相一致时，才会形成移情作用。
心境是一种人自身的活动和体验都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由于审美主体的心境不同，对自然景物产生的移情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主体在心情愉悦时，常觉得花欢草笑、莺歌燕舞；而在黯然伤神时却又感到云愁月惨、鸟虫衔悲。由于心璄的外化，竟使本来没有感情的事物看起来有了感情，而有了感情的事物反过来也会影响人情感，结果便是“情能移境，境也能移情”。
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美学还认为，审美移情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对象必须有“可以移人之情者”，一个是主体必须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审美能力。而的审美能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杨万里“山思江情不负伊，雨恣情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的诗句说出了这个规律。体验得越深，赋景物以情感甚至生命并与有情感甚至有生命的景物相決与化的审美移情作用就越大。
因为在审美判断中，“如果愉快和直观对象的纯粹形式的把所握结合着，而不联系到一个为了一定的认识的目的的概念：那么表象就不联系到客体，而至联系到主体”，而主体的心境对对象的情感化和生命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风何豫人，令我思东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徥”“野花愁对客，泉水咽迎人”“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雨云、春风、绿草、花枝、野花、泉水这些本来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表象，由于它们“联系到主体”，与主体的特定心境产生共鸣，与主体的生命情感相关，它们便与诗人赠答往还，从而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一同进入到“天籁人籁合同而化”的境界。
（摘编自钟仕伦《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述略》）
材料一∶
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相信这揭示了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失去了绝对可靠的信念，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这是很悲剧很可怕的处境吗？尼采的回答是，未必！如果能直面虚无主义的真相，那就不会陷入绝望，反而会激发出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这就是他的"超人学说"。
孙周兴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超人学说就蕴藏在这三个命题当中。
首先是人生虚无。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么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打个比方，比如你参加一次马拉松长跑，有人告诉你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你要是把这个奖杯当成目标，满怀希望跑到终点，却发现什么都没有，那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过奖杯的事儿，那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奖杯而感到失落了。
麻烦的是，自古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这就是理论虚假。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
好了，现在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他还拥有什么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
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强健有力的。这就是超人学说的起点。在这个起点，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
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么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面对虚无的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不得不承认，对一般人来说，后者太困难了。但尼采说，"难道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上帝吗？就算哪怕试一试也不行吗？”尼采呼唤一种新的人类，他把这种人叫做"超人"。
（摘编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材料二∶
所以现在，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摘自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是极其富有象征意味的。它呼唤着山川湖海的精灵和魂魄，黏附着泥土和方域。更值得珍视的是，《山海经》展示了初民以神话思维所构想和理解的人间的“历史”。
英雄神话在《山海经》中出现了，它是初民在形式中以自身的意志、力量和智慧与天地比试高低，凭借惊天动地的行为对意志、力量和智慧赋予的崇高礼赞。
“不量力，欲追日景”是世人对于夸父的志趣和命运的一种异说。但夸父之驰名古今，完全得力于《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行文有囊括六合、举重若轻的气魄。夸父逐日的目的并未明言，意在光芒逼人地显示自我存在的逐日行为本身，他由此成为失败的悲剧英雄，成为悲剧英雄之后，还要弃杖成林，福荫后世。在这里，一种生命的强力、意志的强力，简直是力透纸背了。
精卫填海的故事较为单纯。《山海经·北山经》中说：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鸟的形状、色彩、鸣叫，是温婉动人的，想不到其中包含着如此不可摧折的复仇意志：“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幅画面与夸父逐日相映成趣，一者幽邃精微，一者气势磅礴。西山、东海足见其远，小鸟微木与浩瀚沧海形成强烈的反差，谱出一曲小与大相较量的意志之歌。
原始的力之美也存在于英雄神话与战争神话相交织之中。例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应龙处南极。”描写涉及之处，足见双方的规模之大、阵容之盛、对抗性之强、战斗程度之激烈。这真可谓初民心目中的“立体战争”，天上地下，人、神、天象变幻相交织，以战争神话的形式显示了“天人合一”哲学的原始风貌。
在英雄神话与战争神话相交织中，出现了堪称千古一绝的特异英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七窍乃人借用视听认知世界的孔道，以及通过饮食呼吸进行吐故纳新的孔道。七窍凿通，人就有知有欲，那种原始含混的无知无欲的状态也就结束了。未凿七窍的“浑沌”，隐喻着某种皈依原始、皈依自然的非文化的文化姿态。相反，刑天则在丧失首级之后，于心不甘地把面目重现于乳与脐之间，这就在无七窍的状态中重开七窍，变得有知有欲有怨有恨，从而把反抗精神的象征推向极致。二者一柔一刚，一象征哲理，一宣泄意志，显示了初民神话思维不可替代的杰出创造性。
这就是《山海经》的永恒魅力：它以零碎的形态保存自己的原始性，又以宏大的方位结构思考着山川湖海间初民的同类与异类，猜想着人间的“历史”，描绘着战争与英雄，给千百年间虚构叙事以别具一格的灵感触媒。
（摘编自杨义《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材料一：
过去20年我国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种子质量稳步提高，种业发展的机制体制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建成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建立了农作物自主育种技术体系，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全球领先；育成主要农作物品种5万余个，良种覆盖率提高到97%，基本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自2013年以来，我国种业技术与领先国家相比差距逐渐缩小。作物育种前沿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作物育种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在高产优质、抗病抗逆、资源高效、营养功能等方面，我国的品种研发能力也在稳步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种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市场环境等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52个制种县市，49个区域性良繁基地。
（摘编自王祝华《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科技日报》2020年11月2日）
材料二：
目前，在“有没有、保生存”方面，我国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但是，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诸如种源“卡脖子”，玉米、马铃薯等种子部分依赖进口，高端品种的蔬菜种子以进口为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低端竞争导致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基因编辑技术原始专利大多被国外控制；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不全、保存保护乏力、共享机制不畅；产业集中度低，多、小、散、弱格局未根本改观；科研与市场“两张皮”，存在科研与市场脱节、品种审定与市场严重脱节、院校企业研究“各自为政”问题；种业管理跟不上，一些地方种业管理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专人的“三无”状态；等等。
（摘编自熊争艳等《“农业芯片”卡脖子，中国种业如何变局？》，新华社2021年3月10日）
材料三：
中央一号文件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涉及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理，涵盖整个种业全链条各个环节。必须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的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的“三保”要求，遵循种业创新发展规律，破卡点、补短板、强优势。概括起来，就是要加快构建种业创新体系，包括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三大体系，提升自主创新、企业竞争、供种保障和依法治理四种能力。主要是五方面工作：
一是种质资源要保起来。这是种业科技创新的源头。要抓紧开展农作物和畜禽、水产资源的调查收集，把这些基础性工作要做好。二是自主创新要活起来。这是种业发展的关键。要加强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特别是当前要加快实施现代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同时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三是种业企业要强起来。这是种业科技，包括整个种业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主体。要遴选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促进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四是要把基地水平提起来。这是种源保障的基础。要发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健全良种供应应急保障体系。五是市场环境要优起来。这是种业创新的保障。净化种业市场，核心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品种管理和市场监管。
（摘编自《我国种业科技和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证券报》2021年2月23日）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幅好的画一样，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空间里适应不同的环境，给人以新的领悟和新的启发。一般来讲，艺术作品的创作，主观性很强。作者希望它能影响人，或者希望这个小说使人性发生变化。一旦预设了这个立场，在搜集资料和观察人性的过程中，就会特别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需要的就故意排除。只要有预设立场，对人性的观察面一定是比较窄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所以《红楼梦》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什么叫爱？给对方最大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爱。《红楼梦》在现代仍然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它所体现的爱是真正宽广意义上的爱。在作者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它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面对人性的这种复杂，他觉得这些向下堕落的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互动的，必须全部加以描绘，使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选择。
《红楼梦》是很多人愿意反复看的一本书，因为你的人生会因它而得到启发，获得成长，而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地告诉你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可以把读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读者，他认为，读了一本书以后自己就可以变好。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道德教训方面的书，也许会对他有帮助。第二种读者则认为，人类在人性方面的摸索与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读书会从中发现人性的复杂。
如果你是第二种读者，你在读了《红楼梦》第九回以后就会思考，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课堂，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会怎么办？你也许会大骂他们一顿，说他们不守规矩之类的；然而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你不在的时候学生的样子。这中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我在读《红楼梦》时常常提醒自己，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身上有贾政的部分，也有贾政的部分。我不觉得我是在外面观察这些人物，或者赞美、批判他们。
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你会思考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以前常常会有那么几天，总想骂学生，就像贾政一样。有一天读了《红楼梦》，恍然大悟，自己怎么变成贾政了？之后就变得好一点。好的文学能提醒读者，所以我不觉得文学作品一定要认同最美最好的那个角色，有时候是去发现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有一点薛蟠，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充满人性的弱点，而人性本来就有弱点。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竟广。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怎么样把自己慢慢放进《红楼梦》当中，去真正地理解人性并因此获得成长。人性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选自《蒋勋说红楼梦》，有删改）
材料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交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基础设施发展、服务水平提高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居世界前列，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跃升，人民高品质出行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中国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
图1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图2货物运输服务现状
图3旅客运输服务现状
（摘编自《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材料二：
在内蒙古的脱贫攻坚战中，公路建设的加强和运输能力的提高可谓功不可没。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公路穿过稻海，通向远方。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稻田养鸭、养蟹、养鱼等“一稻多吃”“稻场农旅休闲体验”已然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近年来，在平锦线、赤按线等4条“四好农村路”示范线路带动下，赤峰市喀喇沁旗中药材、食用菌、山葡萄等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达了万亩，建成85个乡村级服务网点。2019年，全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2.8万元和1.1万元。这也调动了发展交通的积极性。如今在内蒙古，协调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基本成网”的跨越，条条大道串点成线、连线成网，激活了一个个“有颜值又有产值”的美丽乡村，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摘编自冯雪玉《大交通铸就发展大格局》）
材料三：
发展绿色交通，不仅关系着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还关系着全国生态环境大局。以“宜公则公、宜铁则铁、宜水则水”为目标，优化运输结构，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的“重头戏”。据统计，2018年至2019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共建成铁路专用线25条，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84.14亿吨，同口径下较2017年累计增长约6.42亿吨；水路货运量累计完成144.99亿吨，累计增长约7.9亿吨；沿海港口大宗货物公路运输量累计减少约2.4亿吨。
“公转铁”，“散改集”，铁水联运与江海联运，加快了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节能降本增效明显。
“十三五”以来，交通运输部积极推动绿色运输装备的制造推广，大力整顿码头岸线，依法拆除、整顿、提升不符合要求的码头，大型化的趋势进一步显现。在绿色公路建设与运营中，建设者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原有生态环境的影响。航道中铺设沉D形联锁软体排结构。岸上工程采取生态护坡砖等护岸结构，滩上工程则用生态固滩技术等，努力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交通运输现代化。
（摘编自乔雪峰《绿色交通制度建设驶入“快车道”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材料四：
从“一穷二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国产盾构机……交通运输不断发展的背后，同样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坚实保障。创新成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复兴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复兴号”254项重要标准中，有213项是中国标准，此外，11个系统96项主要设备也采用了统一的中国标准和型号。“复兴号”的研发成功，实现了中国从高铁先进技术的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国产盾构机与“复兴号”一样，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成为世界范围内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科技创新摆在了首要位置，交通运输行业将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交通运输发展，加快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交通运输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推进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发展，助力行业共同发展，并结合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等，推动实施一批示范项目，推动智慧交通高效有序发展。
（摘编自訾谦《交通运输：书写迈向交通强国的壮丽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