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自然人化”（指在人类意识的渗透下，自然原本的特色被进一步改善和发挥，使其具有审美性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其中，大多数美学研究者赞同自然美生成于“自然人化”的判断，只是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异。如有的主张自然美源于“情感化”，运用“移情”解释自然美；有的则主张自然美源自“实践化”，认为劳动实践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②但“自然人化”命题，难以有效解释“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美丑并存现象，无法阐释自然美和实践美学关于美本质界定之间的内在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深受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框架的束缚，没有借鉴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承续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便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强调对抗自然、征服自然，自然的审美价值因此而长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美才开始受到关注；到启蒙运动之后，自然因象征自由、浪漫而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到现代，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步消解，自然在“诗意地栖居”等思想中，方成为自然本身。
③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自然”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秉持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外，更有“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④20世纪90年代，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观察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⑤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⑥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交汇融合。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⑦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摘编自席格《自然美学的演进与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