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市民可以在城市里自由流动，这是市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市民可以随时向城市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和控告，这是司法自由；市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财产，并随便处置它们，这是承认城市市民财产私有制。城市特许状最终确认了市民的身份自由，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确认市民在城市中的土地自由使用权和所有权，免除市民各项封建赋税，确定市民享有某些特定的经济特权。
正如科恩所说，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服从不是无条件的，毋庸置疑，如果受到国王不公正的对待，每位成员都有权反抗和报复。上帝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灵魂得救，这样的观念移植到世俗领域，使他们有可能跳出一般尊卑荣辱观念，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提供价值论基础。在中世纪，这种观念与罗马法中的个人权利思想元素一拍即合，逐渐融为一体。
——摘编自侯建新《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等
材料二：具有封土的贵族都有庄园法庭之司法权，这在西欧是普遍的状况。封建制度是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征收赋税的制度。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
——据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基督教不仅将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给西方社会，他还将一种新的社团组织、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嵌入罗马国家以及后来的西欧日耳曼社会，从而造成了西欧社会的二元分化：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成长起相互平行的教权与王权。教权与王权是连体的双头鹰，因为其二元分化，产生相互的竞争、摩擦和厮杀；由于其共生于同一共同体，所以便相互依存，相互纠结，相互渗透，难解难分。
——据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