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
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文体所能替代的。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地去描写，使人产生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来说，历史往往缺乏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原原本本地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到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往往让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物态心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使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眼前。况且一部小说，有景有人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丰富的最好的模范文。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辨好坏。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
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去定好坏，而是要以作者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谋篇布局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修养都大有裨益。
（摘编自老舍《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材料二：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在北京专访《小说课》作者毕飞宇。
舒晋瑜：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他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条件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舒晋瑜：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阅历已经很丰富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甚至是标点符号就会有新的感受。
舒晋瑜：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舒晋瑜：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宇：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舒晋瑜：《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宇：比较大，我的好友庞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摘编自《毕飞宇谈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