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中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摘编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材料二：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
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保持某种敬畏。其所有观念无不反映着儒家从社稷本位出发，在时代变革中有所损益的家族传承意念。
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意在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社会交往活动中，小生产者只能在对他人利益的维护中才能避免伤害，最终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频繁战争的最终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只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所以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是要用某种方式保证人们对兼爱原则的信奉和实行；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表达着他们对素质提升的关注和对个人能力的看重；墨家把大禹打扮成摩顶放踵、苦行救世的圣人，要人们崇奉效法，正表达了对兼爱精神的打造和推崇。
法家代表正在成长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个人权势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君主个人权势意志的伸张。
儒、墨、法三家的理论本位不同，决定了三家在思想体系的诸多逻辑节点上具有不同的理念，在道德观、天命观、圣人观、生活观、人才观和鬼神观诸多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见解，也决定了它们对爱、德、贤、圣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摘编自冯立鳌《儒法墨观念差异的根源》）
材料三：
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我们认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
（摘编自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