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生生不息的传统村落既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是大势所趋，把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契合公众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偏远农村就应该选择性遗忘，就应该任其自生自灭。相反，随着人口的减少，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分布也更加零散，很多日渐凋零的村落，固有的村民自治也形同虚设，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投入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应该加强。留守老人需要关心，鳏寡孤独需要照顾，对那些遗留在村庄的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关心。
我们呼吁保护传统村落，是提醒人们看到它作为一种乡愁载体、一种历史遗存、一种传统生活样式的重要文化意义、精神价值，并不是主张人们还生活在那种穷苦中。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乐见城镇化改变了人口结构和城乡格局，让很多人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但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不仅应该惠及城市人口，也应该适当反哺乡村，最大程度呼应“留守者”改善生活品质的合理诉求。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人们看到了农村焕发全新生机的可能性，也对心中那个久远的小村落寄予款款深情。更多地关爱还留守在村落的人，尽最大可能保存好乡村风貌，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所在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我们才可能回得去。
（摘编自李思辉《不能把“最后的村民”遗忘在繁华之外》）
材料二：
乡村振兴这种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与过去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也有所不同。它是以城乡融合为根本理念的，应当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着眼的是以工补农和以城统乡，农村成为各种政策和补贴的接受者。这种思路虽然比城乡对立的理念有所进步，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裨益，但从发展理念上讲这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按照这种思路走也不会改变总量发展下城乡结构差距拉大的情况。
城乡差距既然是新时代解决主要矛盾的主攻方向之一，那么，强调乡村与城市是共存共荣互相推动的两个空间发展布局，着重发展乡村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格局，这种思路就成为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城乡融合”理念在国家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着眼的是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使农村发展形成与城市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自主发展格局，最终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因此，无论从“三农”问题本身来看，还是从消除城乡发展差距来看，乡村振兴战略都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消除城乡差距的政策交汇点，通过增强农村的全面发展，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摘编自王立胜等《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材料三：
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促进乡村发展的积极实践，通过立法为各项财政支持政策提供法律支持，建立城乡共生的一体化模式，在解决农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的乡村发展历程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参照作用。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要达到美国现阶段的城乡发展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入解读美国乡村发展政策，可以了解美国乡村问题演变和政策调整的过程，特别是能够总结学习美国在面临城乡失衡、乡村经济停滞等矛盾时进行的政策创新和处理方式，系统全面提升对乡村价值和乡村建设的理解与认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间较长，在这一过程中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城乡结构矛盾得以缓解。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城市缺乏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加之政府的“城市主义”倾向，导致城乡分离、对立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理论研究方面，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和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以Lewis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乡村的衰败与凋零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会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政府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随后，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会给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论证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工农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
（胡月、田志宏《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
材料一
埃德蒙在《社会人类学》一书里评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埃德蒙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
先以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埃德蒙所说的公众的经验。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
埃德蒙第二个问题的矛头则直指我的要害。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那么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我确是没想把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
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
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种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埃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埃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
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我随手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摘编自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材料二
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的埃德蒙对四位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加以评判。他认为林耀华运用的不是人类学的描述手法；杨悉春对山东村落的研究则采用落后的早期民族学方法；许娘光的研究，类似于社区调查，但因声称“代表整个中国”，因此是失败的例子。在这四部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因为它与别的描述方法形成明显的对照，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埃德蒙说，与社会人类学者的所有优秀作品一样，费著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其内容远比称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普通教材丰富博大。
埃德蒙的批评，强调的是中国人类学缺乏异文化眼光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目标在于通过异文化的民族志考察来体现人的通性，因而他虽主张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一般预设”，但是在本质上却主张在差异中洞见“普同性”，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与费孝通的本意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摘编自李培林等著《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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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
主要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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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制定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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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开展调查 |
深入实地，开展观察和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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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整理分析 |
描述所选研究对象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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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交流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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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展示成果 |
以调查报告等形式展现当地文化风貌 |
材料一：
中国舞蹈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中国舞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扬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和时代文化四个方面。中国舞蹈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扬。中国舞蹈蕴含诸多民族元素，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中国舞蹈对民族文化的传扬主要分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中国舞蹈传扬了磅礴大气的汉族文化。在长袖舞、古典舞等中国舞蹈表演中，通常会融入我国汉族古代长褂襦裙的服饰，从而彰显汉族人民的端庄大气、含蓄唯美……另一方面，中国舞蹈也传扬了五彩斑斓的少数民族文化。如通过表演新疆舞、藏族舞等体现多元的民族文化，这些少数民族舞蹈洋溢着热情的气氛，在表演中热烈奔放，极具生活气息，充满了不同的地域风情，传扬了民族文化的特征。
中国舞蹈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扬。中国舞蹈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在舞蹈中会融入民俗元素，使舞蹈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观众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间接了解了更多民俗艺术，对传扬民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如在中国舞蹈中，可表现剪纸艺术、木偶艺术、风筝艺术等，通过服饰妆容模仿民俗艺人、通过肢体动作展现民俗技艺等，通过多样的形体表演，传达民俗文化内涵，加深观众对民俗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中国舞蹈还展现出我国一些重要的民俗节庆的特征。在民俗节庆日，中国舞蹈的表演会尽可能还原节庆日的热闹场面，通过舞蹈演员之间的合作，表现民俗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民俗文化、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中国舞蹈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扬。中国舞蹈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逐渐发展起来，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表演特征，传扬中国历史文化。如舞蹈演员在表演唐朝舞蹈时，会营造华贵典雅的氛围，身着唐服，手抱琵琶，缓缓展现舞姿，在宫廷音乐的烘托下表现大唐舞蹈的雍容大气。中国舞蹈还能展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项目，在表演中融入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等，演员通过丰富的肢体动作展现书法技艺，在服饰妆容中展示绘画色彩，使观众感知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中国舞蹈还会讲述中国历史故事，通过肢体动作和情景还原，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呈现在舞台上，加深观众对中国历史故事的了解，传扬历史文化。
中国舞蹈是对时代文化的传扬。中国舞蹈虽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在与其他舞种的交流融合中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实现了对时代文化的传扬。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舞蹈融入了更多流行元素，将爵士舞、街舞、团体舞等众多舞种的特征融入其中，舞蹈演员身着中国服饰，展现翻转颠倒、动感十足的舞姿技艺，通过新潮夸张的肢体动作，展现出流行时尚。
综上所述，中国舞蹈在文化自信视域下呈现出中华文化多元化的丰富内涵，并以其深厚的底蕴和风采多方面传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摘编自郭璟怡《中国舞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扬》）
材料二：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舞蹈所蕴含的形象、技艺、韵律和情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印记，对彰显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无言之美的舞蹈艺术，肢体动作的抽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决定了其审美特性和诗学品格。中国舞蹈在形象表现方面充分彰显出中国古典特色，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审美特征，具有形象美。在舞蹈中，演员通常穿戴各式各样的服饰，辅以美丽的妆容，通过极富美感的外在形象，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舞蹈的特色之一是讲究肢体的舒展，借助各种肢体动作表达舞蹈主题、传情达意。舞蹈演员通常具备扎实的舞蹈基础、娴熟的舞蹈技艺，通过在舞台上展现舞蹈技艺、表达舞蹈内涵，给观众以美的观感和心灵的舒悦。中国舞蹈技艺通过动作的协调转换、身体的翻转变化来展现事物特征，通过技艺的美感突出事物形象，使舞蹈表现更加生动逼真，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感受舞蹈传达的生动的故事内容。
中国舞蹈通常与声乐互相配合表现，舞姿和声乐的相互融合体现了韵律美。在舞蹈表演中，音乐缓缓播放，舞蹈在优美的音乐中展现出不同的舞姿，时而跃起，时而俯身，时而旋转，时而倒卧，在舞姿丰富的变化中表达着音乐的主题和韵律。在双人舞或者群舞中，舞蹈跟随音乐指令发生的变化会更明显，舞蹈演员会在音乐中展现整齐划一的动作或者相互支持完成动作，使舞蹈更符合音乐的韵律要求。
中国舞蹈是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在舞蹈表演中并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展现，而是会充分传达舞者的情感，与观众交流，使观众感受到舞蹈的内涵。中国舞蹈通常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显露出丰富的情感倾向，演员通过肢体动作和表情神态传达出不同的情感，让观众感知故事中人物的复杂心情，从而更好更准确地理解舞蹈主题。中国舞蹈通过情感的传递，达到与观众情绪的相互融合，引发观众共鸣。
中国舞蹈通过肢体语言传情达意，呈现出多元化美感，吸引了大批观众，使他们获得良好的艺术享受。
（摘编自《文化自信视城下中国舞蹈的独特价值》）
材料一：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中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摘编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材料二：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
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保持某种敬畏。其所有观念无不反映着儒家从社稷本位出发，在时代变革中有所损益的家族传承意念。
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意在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社会交往活动中，小生产者只能在对他人利益的维护中才能避免伤害，最终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频繁战争的最终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只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所以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是要用某种方式保证人们对兼爱原则的信奉和实行；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表达着他们对素质提升的关注和对个人能力的看重；墨家把大禹打扮成摩顶放踵、苦行救世的圣人，要人们崇奉效法，正表达了对兼爱精神的打造和推崇。
法家代表正在成长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个人权势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君主个人权势意志的伸张。
儒、墨、法三家的理论本位不同，决定了三家在思想体系的诸多逻辑节点上具有不同的理念，在道德观、天命观、圣人观、生活观、人才观和鬼神观诸多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见解，也决定了它们对爱、德、贤、圣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摘编自冯立鳌《儒法墨观念差异的根源》）
材料三：
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我们认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
（摘编自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