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关系间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华文明主要体现为连续性，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则主要以技术手段来突破自然的束缚，开辟了“断裂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中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具有普遍的应用性。
在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遗址水利工程、茅山遗址水稻田遗迹和良渚文化精制的石犁、石镰，都展示着良渚人以技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距今4000年前后，羊、牛和小麦的相继传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互动中获得相互认同，这也在早期王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续”和“断裂”文明的形成道路二分法，其实尚可商榷，但这样的理论探索，引发我们对早期关于文明演进关系的深思。
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年前后即形成以天极为宇宙核心和运行枢纽的“天极宇宙观”。在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区史前文化蓬勃发展，聚落数量也明显增多，“天极宇宙观”成为原始信仰的核心内容，垄断与“天极之神”的沟通，是“古国”社会领导者获取权力的重要方式。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将此原始信仰系统化，成为构建早期国家的重要依托。在距今4000年前后，陶寺文化蓬勃发展，从“天极宇宙观”发展为“天下政治观”。“天极宇宙观”强调以“天极”为枢纽的宇宙秩序，成为推进构建“天下”范围一体化政治秩序的有力依托。夏商时期，“天极之神”演变为“帝”，宇宙观与政治观的结合更加紧密，周人则完成了“帝”向道德化之“天”的转变和“天下政治观”的人文化。因此，真正有可能“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探索方向之一，应该是原始信仰思想“人文化”并转化为政治理念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华文明起源理论的基石，考古资料和古史文献记载是中华文明起源理论创新的源泉。考古发现与古史记载多有契合，绝非偶然，是古史记载自有“真实的素地”的明证。“古国”概念的提出、“天极宇宙观”“天下政治观”的讨论，均得益于古史记载的启发。但有学者通过摒弃考古资料以维护古史记载，存在深陷大一统“怪圈”而不能自拔的茫然。因此，文明起源研究只有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才能激发切实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构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前提。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实践中，须不断丰富和完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仍路漫漫而修远，在世界文明研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话语权也需持续上下求索。
（李新伟《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
